创设大学排行研究宽松的发展环镜

撰稿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日期：2010-11-01　浏览量：2718

创设大学排行研究宽松的发展环镜
上海教科院高教所副所长、研究员 晏开利

关键词 大学排行 研究特征 发展环境

一、我国大学排行研究的实践

我国大学排行研究并发布始于1987年。当年9月，《科技日报》刊载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以SCI为数据源对我国 87所重点大学的排序。1994年国家出台“211工程”计划后，我国大学排行研究逐渐升温，各种类型的大学排行榜借助媒体和网络纷纷进入公众视野。20年间，我国先后有凹家机构发布了100多个大学排行榜。

1、我国大学排行研究的现行特征

综观我国大学排行研究的实践，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多主体参与。从见诸各类媒体和网络的大学排行榜的发布者来看，我国大学排行研究的主体可谓参与者众。既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也有中介机构、民间团体，还有企业、新闻媒体，乃至社会团体及网民也参杂其间。大学排行研究在我国还很稚嫩，也无规矩方圆等制约；进入这一领域既无需学术权威的首肯，也没有专业资质的门槛，颇似一个“海选”的舞台，“科班”与“草根”都可以来“秀”上一把。

由于有众多主体的参与，特别是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的参与，我国的大学排行发展较快。由最早以“科学学”领域试探的大学学术评估，到90年代在“建设一流大学”目标背景下兴起的办学评估，逐渐走向消费导向的社会评估。

（2）多品种交杂。既然“八仙过海”，自然“各显神通”。所谓有“20家机构”，其实按年度连续开发、发布大学排行榜的也不过三、四家。更多机构，特别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多以某个专题研究的形式对大学进行排序，旨在提出某种指标体系，而不是年度发布。

于是，除了冠名“中国大学评价”、“中国大学排行榜”等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大学排行研究，在划分出区别学校类型、层次、学科专业、地区的排行的同时，不断推出“科学贡献力”、“最受媒体关注”等大学排行衍生品种；其他根据不同受众对象推出的分项、分类排行榜品种也呈“百花齐放”之势。单以大学排行的名称来看，就有“世界大学学术排行”、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排行，中国本科院校“办学能力”排行、中国高校“竞争力评价”排行、中国大学“研究生院排行”、中国“MBA商学院”排行，中国大学“500强”排行，以及“大学论文与索引排序”、“大学科技经费排序”，等等由专项课题组发布的单项排行。

还有几近搞笑或出自民间“PK”台的榜单，如“中国最受尊敬中国大学及校长”排行、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中国大学“新生质量”排行、中国大学“总费用”排行、中国大学“毕业生薪水”排行，虽真假莫辨，却也欲借助网络夺人眼球。

（3）指标体系大同小异。虽然大学排行榜五花八门，各应所需，各求特色，但从目前影响较大的几家大学排行榜指标来看，其共同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如“我国大学排行研究与实践的进展与评析”一文所归纳的：在指标体系方面，“大多涉及面广”，“相关指标参数可能达上百个点”；在指标性质方面，“以定量为主，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不过目前普遍有一定的‘高、大、研’特点”；在指标结构与功能方面，“大多使用一套指标体系，完成多项评估排行任务”；在核心指标方面，“大多强调规模指标或大学的产出指标”。（谢安邦、童康《高等教育研究》，2006．6）不过是在指标的参数选择及权重分配上反映了各自不同的评估目的和评价导向。

这一特征也反映了我国大学排行的复杂性——评价对象在发展目标、历史、途径及其类型与地位、作用的差异，乃至不可比性的复杂现实；评价主体试图以特色打造晶牌树立权威，又力求以“科学性”、“客观性”表现来争取高认同度的复杂心态。

2、我国大学排行研究的现实处境

对我国大学排行的评价主体而言，比“众口难调”的评价指标更难面对的是受众对大学排行的态度。不管评价主体如何坚持其大学排行榜的“硬骨”(理论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实际上，求得受众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产生对受众抉择的影响力，才是其所期待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然而令大学排行榜的发布者颇为尴尬的是，他们的热诚和期望并未得到各方受众的好脸色：

教育主管部门一再申明，政府不搞大学排行榜。对民间出台的大学排行榜一概摇头：不评价，不认同，不提倡；政府对大学排行“不搞”也不禁。自然，不管大学排行榜在媒体和网络间如何纷纷扬扬，政府对学校评估和管理政策仍在其原有的体系框架内运作，丝毫不受大学排行榜的影响。

大学对其排位或上或下的排行榜也基本上持“不予理睬”的态度，校方宽容一点的是“不置可否”，师生浮躁一些的则一片笑骂。各种排行榜对学校的影响至多是面子上的光彩或难堪而已，对学校自身改革与发展所考虑的问题与对策，对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资源流动没有实际作用，更犯不着去研究排行指标的含义进而努力在榜单上一争高下。

社会考生和家长，这是大学排行榜的发布者，至少是参与其间的媒体目前最为期待获得响应的受众。有网站声称，据其关于“中国大学排行榜是否会影响您选择大学”的调查，有近50％的网民表示“会的”，有近 40％的网民表示会“参考一些数据”。但大凡有过高考招生经历的家庭和学校工作者都心知肚明，这类“调查显示”的数据只能是“自欺欺人”。在现行高校招生录取模式和社会大众的教育投资取向之下，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数据恐怕还是各高校各专业历年的“录取分数线”、毕业生的就业率等关乎学生“入学”和“出路”的指标。对广大非专业的考生和家长而言，那些为博得“科学性”认证而搞得指标庞杂，数据浩瀚的大学排行榜，既看不出与其个体求学指导直接相关的依据，也看不懂那些权重分配、计算公式的含义。与其被正儿八经或许有“信度”，却找不着“效度”的大学排行榜搞得“一头雾水”，还不如那些大学“满意度”、“新生质量”、“总费用”、“毕业生薪水”排行来得直白“有效”，然而其“信度”又实在太差了。

剩下的一批受众就应该是从事教育评估的专家学者和需要相关数据作参考的科研人员了。但这批业界同仁对民间的大学排行榜也是青睐寡，白眼众。或不屑一顾，或百般责难：从排行机构的资格到数据采集的方法，从排行研究的目的到排行发布的后果，从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到权重分配的“合理性”，从排行榜的价值导向到排行人的运作模式……自中国大学排行榜问世以来，责疑，非议，乃至喝斥之声就属专家学者最“理直气壮”。

最得益的受众是一些媒体和网站，大学排行榜给了他们施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会，只待每年大学排行榜“新鲜出炉”，就可或“硬骨”或“软肋”地吆喝上一阵，图个热闹，赚个人气。

在十几年“吃力不讨好”的境况之下，我国的大学排行研究能坚持下来“自娱自乐”当属不易，其精神可敬可佩。

二、我国大学排行研究的生存发展空间

其实，在媒体与网络的炒作下，我国大学排行榜的功效与问题都被夸大了。

我国的大学排行研究还处在萌芽的初级阶段，目标在探索，方法在摸索；市场主体与受众的意识还不成熟。其功效充其量是在对我国大学评价创新模式和途径进行的尝试和探讨，唤醒公众对我国大学存在的内在差异性有某种认识。其或多或少的问题基本上也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且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由现实条件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非大学排行研究的缺失)，尚不至于对我国的教育管理、大学办学和生源市场带来严重的后果。至少在目前，我国的大学排行榜不会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某种实质性的导向或阻碍作用。本人认为：这应当是评议我国大学排行榜所持的一个基本立场。

1、我国大学排行榜存在的理由

众所周知，大学排行榜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大学评价方式，它的存在有其呼应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规模的扩大只是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教育观念、教育管理体制、大学办学模式及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师生关系等一系列大学内涵，以及大学与社会诸关系的根本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所产生的需求为大学排行研究提供了市场空间。

就社会大众而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由“机会”意识转为“权利”意识，并逐渐由“上大学”的权利深入到“选择大学的权利”。而“选择权”的主张必定引出“知情权”的要求。在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阳光”之后，大众所要求的“知情”范围也逐渐由招生录取政策与程序，扩展到入学以后的消费质量与投资回报。了解其选择范围内的学校新生入学水平、教学质量、就业率和职业流向等，这些与学生及其家庭教育投资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大众的需求。而我国的一些大学排行榜虽然声称是为教育消费者服务，却恰恰在这些方面不能提供直观的比较信息。人才培养的规模和层次、学校和教师的科研成果、学科专业数等数据指标，对考生及家长来说“与我何干”?那是给大学校长们看的。

就学校而言，高教规模扩张以后要练“内功”应对发展的竞争。明确学校的目标定位，了解及把握学校的特色所在，掌控师资和生源的流向等等，要“扬长避短”，自然要了解、比较相关的信息。这是大学排行研究面向学校的供应市场。而目前我国的大学排行榜，有关学校定位、特色和声誉等信息被淹没在众多的量化指标、硬性数据中，国外大学评价中相当重要的指标——“同行评价”因其“主观性”而成为一块“鸡肋”。于是，现行的大学排行榜欲给校长们度量的硬性指标，又不是校长们能凭其“主观能动性”加以改善的，那是由国家教育体制，由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资源供给等条件所既定的。因此，对大学校长来说即使产生某种压力也“欲我何为”?那是应该让教育部长看的。就政府而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除了对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以外，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资源投入不足、高校布局结构和办学模式不尽合适的条件下“超常规”步人“大众化”阶段的。因此，在改革进程中要适时调整国家与地区、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会的诸多关系，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效益，保证高等教育科学、可持续地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准确认识、正确把握我国大学的全局，修正其资源配置、价值评估、政策导向的依据。对此，大学排行研究还是能够提供决策参考的。问题还是在于我国的一些大学排行榜来能贯彻大学“投入－产出－收益”比较的思路，未能厘清大学投入、产出、收益的主体和可计量、可比较的方式。对主管部门而言，只有直观数据，不见因果证据的材料“要你何用”?那是给专业书生或干脆给你们自己看的。

由此可见，我国大学排行研究虽是客观所需，市场不小；但进入市场的一些主体并未搞清楚自己产品的市场定位，恨不得将受众一篮子兜尽，整个蛋糕全塞进自己嘴里，表现得有点“急功近利”了。

2、创设大学排行研究的宽松环境

既然我国大学排行研究有其生存的理由、发展的空间，那么，特别是在她初生、发育的“童年”，各方要多给一点人文关怀、生存指导和发展扶持。

事实上，广大受众对中国大学排行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平和、宽容的。许多专业人士也对中国大学排行研究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善意的意见，在此谨提出个人观点。

（1）关于政府扮演的角色

有学者建议或预测，大学排行政府管理部门要“介入”。我以为，此举切切不可。教育部对大学排行榜的现行态度不妨延续!

国外的大学排行研究也普遍由民间或中介机构独立进行，这应该是政府的职能与大学评价功能所决定的选择。如果说，大学评价的功能之一是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决策，特别是对大学资源调配、资助的政策提供依据。那么，由政策管理部门来提供依据，很可能会产生依据与决策的因果关系“倒置”的现象：因为我这样做了，所以是这个依据。（“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的戏言不是无所指吧。）假设持牌者、发牌者是同一人，再将发牌的规则及理由也归他说了算，此牌局还有设局的意义吗?计划经济行不下去，证明政府管理部门集信息采集、计划制作、资源调配乃至计划执行于一身的模式“搞不好了”，改革岂能回头。

或许提议者所言的“介入”是指加以监管，也就是说对大学排行研究的机构资质、制作方法和发布途径予以监控、规范。道理不错，但目前条件未具、时机未到。高教排行领域，政府管理部门具体由谁来认定资质，规定制作程序和发布规则是关键所在。由政府指定机构和人士——在现行体制下那与政府部门自己做有什么大的区别?由相关专业机构或权威人士——在他们“只说不做”的情况下，其能力和资质又由谁来判定?把国外成熟的一套搬过来——历史与现实的国情和条件套得进去吗?

既然大学排行研究是现实供求关系存在的反映，那就还是让市场来做吧。政府只须依法对造假售假、扰乱市场的行为予以惩处就是。消费者不傻，（况且这消费品还是免费派送，即使虚假，大不了当拉圾，一时害不了人，）市场宽松、健康地发展自会淘汰掉一批不够格者，筛选出品牌权威。正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数据研究部主任莫斯所言：“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上世纪80年代很相似。那时美国人也在讨论要不要大学排行榜，要怎么搞的问题，但如今已被大多数人接受，谁的排行榜做得好，就用谁的。”

（2）关于排行的“阳光”、“科学”、“客观”

有学者直指我国大学排行榜的要害：无法阳光，无法科学，无法客观。许多专业人士对我国大学排行榜的评论和指正，也或多或少地针对着“阳光”、“科学”、“客观”等问题。我以为，当前过于强调这三方面的要求，束缚了大学排行研究发展的步履。

首先，“无法阳光”的责任不在大学排行的制作者，而在政府和学校。我国大学信息披露不透明、不通畅、不规范已“习惯成自然”，尽管中央提出了推进“政务公开”要求，教育主管部门也时常出台“阳光××”的政策，但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数据和相关资料却是依然藏着掖着不肯拿出来“晒”的。大学排行研究所依赖的数据库只能在混沌中拼凑。在此现实下，要等“阳光灿烂”后才给大学排行榜发放“出生证”，那大学评价领域就只能在黑暗中寂寞孤行了。因此，大学排行榜在信息黑箱中凿出一些星光，让人至少可以辨别一些身影的努力，是应当鼓励的。虽然这样做的一些手法或许不正道，信息被扭曲，但由此引发的信息矫正、数据辩驳之争，也不乏是推进管理部门和学校“阳光数据”的一种手段，也算是期待“阳光总在风雨后”吧。

其次，大学排行研究的科学精神需要提倡，科学方法需要检验，“科学”的标准则是见仁见智。目前专业人士关于大学排行研究的指标体系、核心价值、评价方法等的“科学性”讨论最为集中，也日渐理论性、学术性。我认为，我国大学排行榜目前最大、最急需的受众是社会公众和相关科研人员，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因此，大学排行榜目前的关键是提供什么数据，如何使用数据，而非要求合理地分配、解析数据。如目前针对公众高考咨询市场而层出不穷的“高考指南”、“志愿填报指导”之类，就是描述现行政策和状况，提供相关参考信息，解答受众的临场困惑，主意出得实在，有效，但其依据的“科学性”则未必。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的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庞杂，“高、大、研”；数据处理复杂多变，脱离受众对象的现实需求，就是受“科学性”要求所累。因此，在大学排行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地做好目标定位、数据采集和整理方式的基础工作，“科学”论似可缓行。

第三，对大学排行“客观性”的要求，是期望“公开、公平、公正”。然而，就大学排行的方法而言，由于目前相关数据源不“阳光”，要求其数据采集及处理的方法公平、公正，显然是不“客观”的。就大学排行的内容而言，更不能指望其有绝对的公平、公正。

大学不是由数字堆出来的。她不是在固定模具中浇铸出来的器具，而是由一群有着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精神的人聚合起来的有机体。因此，对大学品质的评价，就不能完全由“客观”数据来度量，还应当有活生生的人来“主观”评述。强求“客观”数据的排行榜，是数据经堆砌“整合”后的“量化”大学，人们试图从中看出什么，甚至“导向”大学的发展，只能说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我国大学排行榜目前普遍不太敢重用“同行评价”等主观性指标，一方面是有方法上的难度；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怕承受不起太多“不客观”的责难。

我认为，在当前，“客观”主要是大学排行研究主体对其目的、立场的自我要求；对大学排行发布的内容及其形式，“客观”论也宜缓行。事实上，“客观”数据是可以“主观”处理的；“主观”言论也可能是反映“客观”的，还是时间和市场会进行检验、作出选择的。或许多一些主观的“一家之言”，人们才能获得更多的客观比较，进而发现真相。在信息化的时代，应当相信人们有这样辨别和发现的智慧和能力。

 

（文见《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