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聚焦上海教育“十二五”规划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教育“十二五”发展战略咨询会上，上海市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首次“登台亮相”。该委员会是一个广泛积聚海内外专家的平台，旨在促进上海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为上海教育决策提供更多与世界教育前沿对接、与国家和城市战略对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的政策建议。该委员会主要承载三项功能：提出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建议，提出并分析上海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瓶颈，论证上海拟出台的重要政策和拟实施的重大项目等。

上海市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由45名委员组成，这些委员均为在各自领域造诣深厚、具有真知灼见和显著影响力的杰出人士。据悉，该委员会每年将组织一次全体会议，就重大主题进行决策咨询。

未来，很近！——三位决策咨询专家眼中的教育改革

围绕着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严峻的挑战，上海市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宣告成立后的三场高端咨询报告发人深省。无论是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对全国教育宏观形势的分析，还是香港大学资深校长顾问程介明从国际视野看教育改革与发展，抑或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对教育改革要有更大作为的呼吁，都透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只有读懂现在，才能看到未来！（时报特约记者：沈祖芸）

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说：“一切成功的预见都建立在对当下发生事情的发现和归纳上。”7月6日上午，三位教育决策咨询专家张力、程介明和杨福家从各自的视角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独特的发现与归纳，让与会者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与挑战的严峻，更让与会者“预见”到：未来，真的很近了！

张力：从宏观形势看未来

我国教育进入“后普及”时代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用“后普及”三个字对我国教育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作出基本判断。他认为，这个阶段表现为：有质量与均衡发展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时间表，面向就业和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体制创新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推进步骤。

张力援引世界银行对中国“十一五”规划中期教育的评估说，“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即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已经取得极大进步，同时其他任务的实施也步入正轨。正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规模扩大和体系发展相比，区域发展和质量改进是整个教育改革中的薄弱环节。各个领域的教育质量都需要加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仍然落后于城市；与发展目标和国际标准相比，教育投入仍然不足；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据此，张力分析认为，未来10年，中国的义务教育将取得重大进展，以达到不仅上学不难不贵，而且质量不断提升的成效。然而一个更值得思考的命题是，非义务教育也能“不难不贵”吗？由于非义务教育的选择性很强，呈现出多样化形态，让学生和家长觉得不难不贵，要么办低成本支撑的教育，要么在财政或其他方面有更多投入。他认为，不同阶段的非义务教育成本差异很大，采取分担方式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时，中等收入者被期望能够占多数。其中的主体是“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这些群体不仅具有明显的服务消费能力，而且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话语优势。因此，政府必须将“基本、非基本和非公共教育服务”三者界定清楚。在张力看来，非义务教育促进公平的政策关键点，一是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投入；二是完善成本核定标准，稳定合理的收费水平；三是坚持禁止乱收费；四是强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

教育的公共服务性在中国社会公益事业中如何体现？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中，私立教育与私有经济并非一一对应，公共教育具有维系社会平衡的重要作用。张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公益事业将处于创建与创新的双重进步之中，公共教育供给的体制架构、规则制定、财政拨款、运行监管等有必要不断调整和加强，同时，还要通过委托、授权、托管等方式，探索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鼓励第三部门有序参与，这将是改革探索的一个方向。

程介明：从世界走势看未来

多变的社会教育还能瞄准什么

“以前社会的变化需要很长的周期，人的一生都可能感受不到；然而，现在社会的变化却非常迅猛，人的一生要应付很多变化，就业失业、兴旺衰败，或许都在一夜之间。那么，我们的教育到底瞄准了什么？还可以继续瞄准吗？”从科举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后工业时代，程介明视野中的教育改革特别关注的是教育与学习的关系。
　　 程介明认为，在工业社会，对于人类的界定是分类分等，因此，教育也成了分类分等的“器具”。工作程序、规章制度，结构严谨、科层分明、明细分工，科学管理、学历挂帅，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工业社会的机构结构就决定了它的社会结构和教育结构。什么样的学位学历决定了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分工和地位。

程介明假设，如果工业社会的经济产出是可以预测的、生产模式是稳定的、人力需求是恒量、个人的职业是从一而终的，那么后工业社会的趋势将难以捉摸，不断出现突变，生产技术与组织形式不断变更，知识结构与技术结构瞬息万变，转工转行、失业待业成为家常便饭。

进入后工业时代，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数量占到99%以上，CEO（首席执行官）们不再神秘遥远；机构变小、变扁、变松；明细分工变成总体融合；繁文缛节让位于密切的人际关系；一线人员不再是做重复性操作性体力劳动的蓝领，而是需要动脑、设计、自主、决策……后工业时代对个人的期望将是“团队合作、人际和谐、专业融合、自我管理、个人承担、创新设计、共担风险”，需要的品质是“投入与热诚”，面对的挑战是“道德诱惑和操守难关”，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终身学习”。

程介明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前景是：所学所用错配脱节，职业前途多元多变，同样学历多种报酬，学历以外的素质要求。“这个时代颠覆了学历的持久价值，需要人按需、及时、随地学习。鉴于此，我们得思考，现在的教育提供了什么？我们该用怎样的准备让学生迎接多变的一生呢？”

在程介明看来，当前人才观念必须加以更新，从服务经济需要为主转变为培养人民素质为主，从符合经济结构与发展趋势转变为长远改善人口素质为主，从配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转变为准备长远的未来，从符合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转变为传递、发扬并且跨越文化传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学习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需要重新定义学生学习，将改革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和拓宽学生经历作为学习的题中之义。”程介明认为，所谓一流大学应该具有“崇高而清晰的办学理念、灵活而创新的教学模式、开放而包容的学术氛围、理性而清廉的行政管理、充裕而持续的物质资源、积极而勇敢的社会责任、自觉而公认的道德领袖、活泼而蓬勃的校园生活、多元而和谐的国际群体”。

杨福家：从历史回溯看未来

教育改革必须有更大作为

与张力和程介明相比，中科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报告是最慷慨激昂的。他以特有的批判视角和前瞻建言大声呼吁：“教育改革必须有更大作为。”

杨福家看未来的方式在30分钟报告中体现为对历史的追寻与回溯，即200年前耶鲁、哈佛、剑桥等世界知名高校的样貌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借鉴是什么？

让杨福家不惜笔墨介绍的是住宿学院这个起源于15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制度。住宿学院是一个让学生发现自我、让学生学会做人和碰撞思维火花的地方，也是让学校寻找学生特色的地方。这个地方孕育过牛顿、培根等大家，这个地方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对于学生而言，这里是他们思想的家园。“在这里，学生组成一个大家庭，教员也成为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他们不仅在工作和进餐时与学生们在一起，其他时间也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曾在耶鲁学习的复旦大学学子费巩在1931年写的《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中这样描述住宿学院：“与二三学子相聚一堂，或坐斗室相对论学，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家，剖析疑难之外，并指示学生修养之法，解答学生个人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门人视导师如良师益友，从学之期虽暂，而缔交辄终身，受其潜移默化，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

在杨福家看来，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的最大价值。小小的住宿学院体现的是一流大学对学生的尊重，以环境的力量和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让思想闪光。

让杨福家印象深刻的还有一部整整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近200年的《1828耶鲁报告》。他说，每每重温，都能读出这份报告对当下的意义。早在200年前，《耶鲁报告》就对本科教育进行了界定，指出本科教育最主要目标在于使学生的思维与能力平衡发展，使学生具备开放与全面的视野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大学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使他们最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学生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来塑造自己。一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具备全面知识并拥有高尚品德的优秀人才，会对社会产生指导性的影响，并在多方面有益于社会，他的品质使他能够在社会的各阶层散播知识之光。难道一个人除了以职业来谋生以外就没有其他追求了吗？难道他对他的家庭、对其他公民、对他的国家就没有责任了吗？承担这些责任需要有各种深厚的知识素养。为了完成本科学业，专业教育有可能会有所推迟，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吗？这其实是一个片面教育与全面教育之间的巨大差别。

从200年前的耶鲁、哈佛、牛津一路看来，杨福家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建议是，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中心；以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为基本点；转变三个观念，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正确对待各种学位，减少名校情结；体现四个要素，即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办学体制；推出五项改革，即高考制度、评估制度、教育方法与内容、教育结构、教育体制。对于高等教育，杨福家建议试行住宿学院制度；试点博雅（通识）教育；实行淘汰制，一年后不合格学生转其他学院或离校。

“人无全才，但人人有才。学校的任务是发挥学生的潜能，这才是大学的责任与担当。”杨福家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