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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改革要安静地推进

我把自己视为一名职业校长，“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既然是校长，就做好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牺牲个人在学术上的地位是必然的。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是武汉大学合校10周年。10年间，总能听到一些“四校合并不成功，将来恐怕还要拆分”的言论。你对此怎么看？

顾海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校教育发展有三件大事：恢复高考、学位制、高校扩容与合校。合校成败与利弊的整体评价恐怕还需要历史来证明。我个人认为，就武汉大学来说，利、得的成分还是大一些。

当年国家提出高校合并的同时，高校也开始扩招。但武汉大学在扩招的步伐中，果断压缩了本科生规模，从1999年合校前的四校招生一万多人压缩控制在7500~7700人之间，更符合本科教育资源分配。与此同时，我们朝研究型大学又迈进了一大步：2000年的四校硕士生录取总数2498人，今年已增至6100人；博士生也从当时的580人增至2009年的1500人；留学生也从125人增到2179人。学生总数从10年前的6万多人压缩到现在的48000~49000人。合校并不等于扩招，教育质量就得下降。结构优化是武汉大学四校合并的一个“利”。

另一个“利”在于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较好结合。老武大以文理学科为主，而合并进来的武汉水院、测绘学院乃至湖北医学院从本质上讲是单科性院校。老武大紧密结合现实需求开展科学研究的空间有限，而另三所学校则缺乏来自基础学科的支撑。比如以前考古学是纯文科的考古，合校之后考古学引入了测绘遥感技术的应用。合校所带来的综合利用与互补优势越来越明显了。

日报：有没有不足之处？

顾海良：当然有。过去10年，武汉大学在学科综合、融合、跨学科方面的优势尚未最大程度显现。在跨学科平台建设上，刚迈出了一步。尤其是为国家战略提供直接服务的“大成果”还不多。

其次，现在全校一共有36个学院，还是多了点。学校太大，管理体制还跟不上。武汉大学合校改革即将进入第二阶段。

之所以说艰难，因为这会触动传统办学思路，特别会触动教师教学科研的内涵，一些教师可能为了适应学校在学科目录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战略调整，而不得不丢下手上研究的“小问题”，投身到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大课题”上。下一个10年将比过去的10年，推动起来更加艰难。

日报：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中的“自主权”，你是怎样理解的？落实难度大不大？

顾海良：现在的情况是“给了权没用，要了权其实没权”。比如自主招生，国家应该赋予高校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而很大部分原因来自社会对高校的信任度不够，认为学校自主招生就是希望多捞钱。

而且，各地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宽容度也不够，总是过于追求改革的一次性与完美性。由于预先想得太多，不允许失败，而让改革的步伐迈不开。

另外，目前号召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但现实情况是，一考定乾坤的人才选拔机制所追求的公平实为不完美制度下的公平，能否为一些奇才、特殊人才开辟另一种更公平的选才机制，比如不是笔试而直接面试？选拔、培养各环节都不能突破旧有的束缚，不能大胆创新，何来创新型人才？

日报：武大学生习惯在珞珈山水BBS上反映他们关心的问题，比如后勤集团的服务问题等。你经常浏览这一BBS吗？武大的学生甚至将你的演讲稿与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的演讲进行对比。对此你怎么看？

顾海良：我是文科出身的校长，与工科出身的李培根校长，两人说话方式不一样。合校也让校长们有了自我提升的空间，可以用多学科思维考虑问题。

我不敢保证每天都看珞珈山水BBS上的帖子，但间隔不会超过3天，基本上我能告诉你前一天BBS上议论最多的前三帖的基本内容。对于同学们反映的情况，我很少实名回帖，一般是匿名。

另外，最近物价涨得厉害，我也隔三岔五地往食堂跑。不过，我就是去看看行情，不敢坐下来吃饭。因为过去有过教训，去食堂吃饭同学们骂“校长作秀”，师傅看到校长也特意多打些菜，同学们眼尖看到了大呼不公平。

武大学生最大特点就是思辨，什么事情都喜欢辩一辩，我们鼓励学生多提意见，只要说得有道理，哪怕在骂我也愿意听。我建议学校宣传部今后别删BBS上骂校长的帖子了；都删了，我们哪里知道学生在关注什么，不满意什么，又如何改进呢？

不过，我还是建议学生们在骂我的时候，脏话能少一点，毕竟尊重长辈的礼貌也是应该具备的。

日报：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的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却认为“中国难出好校长”。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一个校长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学者、管理人才，还是官员乃至社会活动家？

顾海良：我把自己视为一名职业校长，“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既然是校长，就做好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牺牲个人在学术上的地位是必然的，两者不可能兼得。

但现在我们有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行政方式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这是我最反对的。比如，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进行配置时，就该教授们说了算，他们最有发言权，校长怎么能利用自己的行政领导之便垄断学术资源呢？这会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最近，国内有个别高校在炒作校长不能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件事。其实，武汉大学早在多年前便通过下发行政命令，要求院长不得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一职位必须由做学术研究的教授来担当。教授决定教授的事，院长别干预。

各项改革，我希望在平静的环境下推进，不需要声张。中国高校改革，声张、作秀是做不成的。高等学校的环境是“越吵越糟糕”。高校现在缺少沉静中的改革，改革往往变成了作秀。

日报：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之前，你曾在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工作。这两者有何异同？

顾海良：一个校长的水平高低多半与学校水平有关。我曾经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开玩笑，说他过去在吉林大学当校长没几个人认识，调到北大，身份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要说政府官员和校长有什么不同，我想谈一下我们这次合校10年的系列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找差距”。与在政府机关不同，在学校，教授、老师、学生们提意见，那是真枪实弹、毫不留情。校长要认识到，这些“坏话”都是真心话、大实话，更需要有博大的胸怀。

（文见《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1月24日第A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