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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非商品化”程度研究

韩娟在《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了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非商业化”的程度较低，分析了其主要成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非商品化”程度是判别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的重要工具。在英美等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非商业化”程度较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力被让渡给了自由市场机制；在合作主义模式的德国，培训权力让渡给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具有法律遵从性的社会组织，强制实施脱产式的职业培训；在政府引导模式国家，民众将培训权让渡给了政府，国家在公民职业培训的提供上具有首要职责。而我国在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的改革时也需要研究其“非商品化”程度及其内在发展逻辑。

职业教育与培训“非商品化”程度涉及到教育经费的结构与来源。我国公共教育“非商品化”整体程度较低，依学生个体负担的学杂费占教育经费比重等测度指标来看，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非商品化”程度处于公共教育中的低水平，且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双重二元性的特点。

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非商品化”程度较低的成因有：1．政府管制的选择性偏好。我国教育领域的政府管制偏好精英教育，直接造成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低“非商品化”程度。2．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影响“非商品化”的提升。我国在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原始资本累积的同时，也延迟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全球化竞争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我国政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资源配置不足，即“非商品化程度”较低。3．职业教育与培训属于教育福利的较低层次。我国目前的教育福利制度尚不完全具备现代社会福利功能，处于转型与发展之中。这既是“非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具体表征，同时也是其内因所在。

针对这种现状，政府有责任不断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非商品化”程度，来应对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缺口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政府不仅应当扩大融资渠道，在经费筹措方面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非商品化”程度，还应当加强政府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顶层设计，超越户籍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非商品化”程度。

（文见《职教论坛》201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