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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经济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公民现在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创新作为发达国家经济的组成，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实际上，盘点数千年历史，人类收入水平始终停滞不前。直到工业革命后，人均收入飙升，年年上涨，仅有周期性波动偶尔会打断这一趋势。

大约6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指出，收入上涨基本上不应归功于资本累积，而应归功于技术进步—即学习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虽然部分生产率提高体现了重大发现的作用，但是很大一部分源于渐进的小改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集中精力研究社会如何学习以及如何促进学习就是有道理的。

一个世纪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优越性在于它的创新能力。他声称，经济学家传统上以竞争市场为重心是错误的;至关重要的是争夺市场的竞争，而不是市场内的竞争。争夺市场的竞争可以推动创新。这样看来，从长远来说，前赴后继的垄断者能够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

熊彼特的结论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微软等垄断与占优公司其实能够打压创新。如果不是受到反垄断部门的管制，它们可以采取反竞争行动，强化自己的垄断力量。

此外，对研究与学习进行投资的水平或方向，市场的效率恐怕都不高。私人激励与社会收益并非完美匹配。

但是，熊彼特的一个根本洞见一直屹立不倒：如果用长远的创新/学习视角来看，注重短期效率的常规政策恐怕并不可取。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说尤其如此。

产业政策——政府干预资源在各个行业之间的配置，或者扶持某些技术—有助于“新生经济体”学习。学习对某些行业相对来说可能更重要（比如工业制造），而这种学习的好处，包括成功所必需的制度建设，可能外溢到其他经济活动中。

采用这类政策经常会招致抨击。抨击的论调往往是，政府不应参与赢家的挑选。市场的判断力远远超越政府。

但是，这方面的证据却并不像自由市场鼓吹者声称的那样有说服力。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私人部门在资本配置和管理风险方面的表现糟糕到众所周知，而研究表明，政府研究项目产生的经济回报平均水平实际上高于私人部门项目所产生的经济回报。只需想想，催生互联网和DNA发现的那些研究产生了多大的社会效益就可以了。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政策，提供了许多问题的另一种审视视角。杰出的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强调通过实践来学习的重要意义。例如，产业发展需要的唯一学习途径就是拥有这个产业。这可能需要确保一个国家的汇率是有竞争力的，或者某些产业拥有特殊的信贷途径。

新生经济体有很强大的产业保护理由。此外，金融市场自由化可能削弱国家学习另一套对发展至关重要的技能的能力：如何配置资源、管理风险。

知识产业同样如此，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如果设计不当，知识产权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也许加强了对研究投资的激励，但同时也可能加强保密激励——阻碍对学习具有重要作用的知识流动。这样一来，创新的速度实际上是被降低了。

几乎每项政府政策，不管有意无意，是好是差，都对学习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如果明白这些影响，更有可能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知识鸿沟。发达国家则有机会缩小一般做法与最佳做法的差距，避免持续停滞的危险。

《参考消息》2014年6月13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