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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教育松口气儿：致奥巴马的一封信

亲爱的奥巴马总统：

我在中国上海给您写这封信，此时，我正在参加一个由复旦大学教育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教育研讨会。最近，“上海”因为学生在国际学业能力测试中（PISA）取得好成绩而登上了美国新闻。我知道您和您的政府一直十分关注美国学生的表现，而且认为“测试成绩”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好坏。我也知道，学校的优劣最终会决定国家经济和实力，为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将被视为一个警示，而非一个中立的报告。

您非常关心美国的学校，同时您也真诚渴望国际合作。我相信，了解这个事件的另一面、了解中国教育家对他们的教育体系的看法，了解您所实行的、通过提高测试成绩来推动美国教育进步的计划所带来的一些计划外后果，将对您和您的政府，以及一些热衷测试的中国教育家们有所帮助。

沃特·芬伯格(Walter Feinberg)

把“测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优劣的标准，就如同以“病人死亡率”衡量医生的手术水平，这只会助长怯懦和谨小慎微。但,有时病人活下去的唯一方法是医生愿意“冒一次险”；学生继续学业的机会是，老师愿意承担“差生拉低平均分”的风险。

要了解为什么孩子成绩不佳，对当地情况的熟识、对专业的了解、比较数据必不可少。假如我们一味依赖“测试成绩”，就好比一个医生只知给病人测血压，而不问她是否刚爬过楼梯或者感到晕眩。

我们的教育正在经历毁灭性的转折，背离了它的根本目的：由教育专家和熟悉当地情况的管理者交流对话，共同培养新一代社会成员。现在，呆板的测试制度和不恰当的奖惩机制替代了对话。“分数教育”替代了学校作为培养社会成员责任的重要使命。

本文根据沃特·芬伯格教授在复旦大学“教育改革的哲学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

（翻译：汪洋）

首先，我遇到的中国教育者中，没有一个因为中国学生的好成绩而沾沾自喜的。正相反，我听到了很多中国必须面对的教育问题，比如如何降低城市打工者孩子的辍学率;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为大学生创造更多高层次的工作机会等等。

近期，对中国学生成就的报道不过是又一次误导，正如20年前，对日本学生教育成就的报道曾让美国人心怀恐惧，但那其实是当时的政治家和商业大亨们不愿承认自己政策失误——抓住日本学生的高分和美国学生不尽如人意的成绩不放，以此作为美国制造业从汽车、手表到照相机全面衰退的解释。

其实，近几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滞涨状态，而学生的测试成绩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令此前的解释显得可疑。如今，中国代替日本成了众矢之的。尽管一切证据都指向另一个结论，但仍有人坚信测试成绩能够衡量一所学校的优劣。正是出于这份动机可疑的坚持，毫无经验的商业人士或政治家合理、合法地取代了教育领袖，教师的专业地位不断削减。

何谓专业地位？评价专业人士的工作，不应仅依靠例如测试成绩这样的客观指标，而要参考精通业务的同行意见，由他们决定优秀或失败的标准。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医生的笑话：一个医生问另一个医生，手术怎么样？另一个医生回答道，“手术很成功，但是病人死了。”这个笑话在表达黑色幽默的同时，也抓住了专业人士的特点。一位医生在处理一场艰难的手术时，不仅通过手术结果，还要根据诊断和手法做出评价。而且，只有医生的同行能够完全理解，并评价他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假如死板地仅按存活率来评估医生的职业素质，那么医生们将变得谨小慎微、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事实上，有时病人能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冒险！

当我们研究您的教育政策时，我们发现这些政策其实怂恿了教师的非专业化。戴安娜·拉维契是少数几位诚恳地承认教育政策失误的制定者之一。她如此总结现行政策：

“法律规定到2014年，每所学校的每个方面都必须达到满分。如果某方面（由于收入水平、人种、残疾学生、有限的英语能力）无法体现持续的进步，这所学校就将接受整改、制裁。首先，学校将被通告批评；然后所有学生（包括那些成绩不错的学生）都将可以选择去另一所学校读书。到第3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将获得课后免费辅导。如果连续5年无法达成既定目标，这所学校将可能被私立化，或收归州政府管理，或租给私人；这所学校的老师可能被解雇，又或者，这所学校被彻底关闭或通过其他方式重建。目前，全国逾30000所公立学校中，约有1/3因为无法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每年取得一定进步’，而被打上失败的烙印。”

为了更好地审视这项政策的效果，我想向您介绍一所我在社区见到的公立小学，就让我们称它为“劳伦斯学校”。多年来，劳伦斯学校一直是本地学生梦寐以求的公立学校，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位普利策奖得主。

但几年前，当我去劳伦斯学校做一项研究时，我发现那里的老师普遍情绪低落。由于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孩子测试成绩不佳，这所学校正面临被认定为教育失败的厄运。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告诉我，她班里接受特殊教育的、10岁大的孩子们因为害怕拖学校后腿，甚至提过自杀。另一位有30年教龄的老教师则对我说，她如今不认为教师是一个值得向年轻人推荐的好职业。就在几年前，这些老师和他们年轻有为的校长决定开始录取非英语国家学生。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但假如需要承受因为这些学生的测试成绩不好而被认定为教育失败的风险，我想他们不会愿意继续这样做下去。当测试成为惩罚的原因，它所能带来的只有怯懦。尽管现在这些老师还是很投入，他们参加各种会议，将最新的教学方法带到学校，积极与家长沟通，但他们中总有一些人觉得消沉，也确实有一些家长开始把孩子转去社区里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

总统先生，我相信这也不是您想看到的结果，但您的教育政策确实使广大教师感到灰心丧气。您与前任总统布什先生一样，将测试视为您教育政策的基石。测试有它的益处，好的考试，例如药学考试，能反映出教育的问题。但是，一场周密的阅读或算术考试能够告诉我们的不过是教育确实存在问题，但无法确切地得出症结所在。

要了解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学生成绩不佳，对当地情况的熟识、对专业的了解以及好的比较数据必不可少。假如我们对专业见解视而不见，不分青红皂白地依赖测试成绩，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只知道给病人测量血压，而不问她是否刚爬过楼梯或者感到晕眩。如果一所学校无法在测试中证明自己，也没有明显的改观，那么您的政府将关闭这所学校，并将之归咎为教师或者管理的问题，却不想到这样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个更糟的问题。

教育的成果及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您的政策似乎只认定一部车唯一的功能就是开得快，假如开不快，那一定是因为司机不好。两年前，在您的家乡芝加哥，青少年谋杀率直线上升。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学校纷纷关闭，学生不得不走过聚集了不少敌对帮派势力的街区去上课。有关测试、学校的关闭或一切可能的后果，没人倾听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想法，所有的信息都无人采纳，因为评价学校表现的只有一套狭隘的标准——测试成绩。

假如有人去听听老师和家长的意见，那么他们或许会认同，这些让学生能在安全的、非暴力的环境中上课的学校不该被认为是失败的学校。但当我们盲目地组织测试时，当测试的结果盖过了老师和管理者的声音时，受伤的将可能是孩子们和社区的所有人。

另一件事发生在佛蒙特州伯灵顿市一所十分贫困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被辞退了。这回，即使是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先生也无力挽救这所学校。在桑德斯先生眼里，“校长好像认识每个孩子，知道他们的身世背景。”这所学校的很多家长是贫困的非洲移民，他们为发生在学校和校长身上的不公深表不满。

这位校长最近获得的工作评价是“非常优异”，其中写道：“乔伊斯成功地走完了非凡的一年。”她的主管如此描述这位校长：“在同事中间，她是一位领袖。”为什么她还会被解职？原因很简单——伯灵顿校区为了有资格从联邦政府获取将造福全区学校的300万美元赞助而不得不抹去她的校长头衔。上级主管部门能够理解对这所学校的孩子进行测试是“完全不恰当的”，但假如不免除校长的职务、关闭学校，他们将无法获得学区内其他学校急需的资源。

奥巴马总统，这项政策并非从您的任期开始。起初，这个设计是为了帮助美国的商人与其他国家竞争——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加大了对教师和学生的压力。但因为我们中的一些商业领袖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的转变，而去责备五年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显然是不合理的。尽管如此，自从里根总统执政以来，每一届政府都使竞争愈发激烈。

我们看到一个基本准则——经济资助意味着更多责任。我赞同这点。政府对教育的资助确有增加，但真正的责任需要详细清点所有的优劣，而不仅片面地审视算术或阅读成绩的高低。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安全也是优点；那些确实花费了时间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家庭的老师和校长更是巨大的财富。至于不足，先数数有多少学生需要配眼镜；有多少学生饿着肚子来学校，或是牙痛没有得到医治；多少孩子不得不在学期中途搬家转学，因为他们的家庭居无定所。愚蠢的商人只看见最低的底线。底线确实重要，但那不是唯一的标准。

我刚才所说的两件事中，关于社区的了解和教育家的专业意见统统被置若罔闻。制度压过了民众的呼声，来自家长、老师和学校管理者的第一手信息被忽视了。就如同参议院桑德斯先生总结的：“我为奥巴马和他的政府鼓掌，因为他们心怀善意，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但是将一所学校定性为失败的并侮辱老师和校长，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那位校长和手下的老师而言，这不公平，更重要的是，对她的学生，这更不公平。它反映出我们的教育正在经历毁灭性的转折，背离了它的根本目的：由教育领域的专家和熟悉当地情况的管理者交流对话，共同培养新一代社会民众。现在，呆板的测试制度和不恰当的奖惩机制替代了交流和对话。

我们要有所作为，行动的第一步是强调公立学校的独特使命——让新一代公民重新找到社会归属感。为了实现和维护这一使命，我们需要教育领袖，他们必须理解学校的独特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敢于在权贵面前坚持真理。

家长也是社会一员，他们必须担起两份职责：首先，对子女负有特别的责任，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使子女更具竞争力；同时，作为社会成员，每位家长都有义务支持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的使命是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帮助他们形成普遍而关键的认识，即要分享全民共有的精神遗产并承担整个社会的共同命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而那些开启孩子们视野的公立学校教师尤其责无旁贷。

（文见《文汇报》2011年3月18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