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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自主招生逐渐偏离改革初衷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授 郑若玲

自主招生是为高校在传统体制外另辟蹊径，使那些长期被高考分数线挡在门外的“偏才”、“怪才”得以进入高校招生的选择视野。有资格进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并不缺“全才”，缺的是“偏才”、“怪才”或其他各种特殊人才。但从改革实践看，自主招生与统一高考选拔在结果上有高度的趋同性。这种做法非但不利反而可能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高校自主招生无疑是时下教育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自2003年试点以来，随着教育主管部门对自主招生改革的逐年放权，高校的改革空间也逐步扩大，思路逐渐开阔，措施不断推陈出新，令人欣喜。与此同时，自主招生中的公平与诚信问题，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成本与效益问题，自主招生的“应试倾向”问题，自主招生演变成为高校争夺生源的“掐尖大战”等问题，使得自主招生的改革实践有渐渐偏离改革初衷的倾向，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种种不良现象侵蚀自主招生

1952年我国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高校招生几乎是以高考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由于录取制度刚性，标准单一，高校基本上没有招生自主权，中学教学也陷入“片追”与应试教育的泥潭不能自拔。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推进素质教育，探索一种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考试评价、多样选拔录取相结合的高校招生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自主招生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对传统的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高校招生录取体制约有力补充，对于健全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自主招生改革在选拔优秀人才、鼓励自主办学、更新教育思想、推动教学改革、引导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招生改革等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毋庸讳言，自主招生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各种腐败现象如金钱侵扰、权力介入等，在“自主”的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自主招生注重对考生艺术、动手及表达等能力的考查，导致名目繁杂的辅导培训班应运而生，加上要求考生到高校参加测试，使贫寒家庭子弟由于物质准备的不足而处于竞争劣势；一些中学为提高引学率，采取“荐良不荐优”的做法，甚至对材料“注水”；一些高分考生“不辞而别”、“另攀高枝”，使高校不得不面对学生“跑单”的尴尬，等等。

高校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成本与效益等也颇受质疑。自主考试的命题质量参差不齐，一些“神仙题”（指无固定答案、不用任何准备的“自圆其说”题）评分的主观性太强，试题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难以保证，考试的权威性因此大打折扣。例如，针对2006年某著名大学面试招生中，一位不知山东省会为何地，反而以“我一直偏好理科，对这些文科知识平时没有怎么关注”为由理直气壮“狡辩”的考生却通过了面试的典型事例，不少人对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

此外，对于自主招生高校花费不菲来自行组织笔试或面试的高成本行为，有人认为投入的成本与产生的效益显然不相匹配，尤其是当自主招生改革大面积铺开时。

自主招生的“应试倾向”初现端倪，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它的忧虑，据媒体报道，随着教育部取消门主招生的比例限制，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把自主招生视为跻身名校的捷径，不惜为此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尽管高校一再强调自主招牛考试“没有大纲、无需专门备考”，但丝毫不影响各种辅导班的门庭若市与红红火火。这些辅导班收费昂贵，有的班3小时培训课程开价1800元，令人瞠目结舌；师资水平鱼龙混杂，有的甚至打着“高校命题教授亲自上课”的旗号来吸引“愿上钩者”；辅导材料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各种“秘笈”、“宝典”、“真题”、“指南”大行其道，购者甚众。部分示范性高中也不甘落后，开设自主招生的针对性辅导班。家长对辅导培训热情高昂、出手大方，学生却疲于奔命、不堪重负。愈演愈烈的自主招生应试倾向，使高校招收“不经过训练的原生态学生”的美好愿望成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

多元选择优质而适合的生源

以上种种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自主招生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中出现了偏向。自主招生改革缘起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需要。自主招生本质上是高校作为相对独立的法人行使法律所赋予、以往却被政府所掌控的“公共权力”的一种行为。从理论上讲，真正的自主招生应是：高校有权自主制定招生计划、招生名额、招生方案，自主确定招生原则、招生标准、招生方式，自主实施考试及录取各环节，并自主应对来自外部的干扰或质疑。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改革试验，如增加录取投档的比例至120％，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建立保送生制度，上海部分高校进行的“面向社会，自主招生，择优录取”改革，以及如今部分院校正在试行的自主招生等。这些改革要么局限在某个城市某些高校，要么只是在高考分数线的“地盘”上腾出一小块极为有限的自主空间。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高校招生体制改革，并未触及自主招生的本质。
不仅如此，自主招生由于基本上成为学业成绩优秀学生进入名校的捷径，逐渐偏离了“自主选拔录取”的改革初衷。自主招生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使其有渠道选拔到优质而适合的生源。“优质而适合的生源”包括两种：一是全面发展的优秀生或日“全才”，二是才能突出的特长生或曰“偏才”、“怪才”。在受分数线制约的传统录取体制下，高校能招收到的几乎都是“全才”。自王招生改革的主要动机之一，正是为高校在传统体制之外另辟暖径，使那些长期被高考分数线这只“拦路虎”拒于门外的“偏才”、“怪才”得以进入高校招生的选择视野。但从改革实践看，自主招生与以往统一高考选拔在结果上有高度的趋同性，几乎成了“网罗‘全才’”的代名词。正如时下被热议的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实施中，榜上有名者几乎都是无可争议的“全才”，那些在某方面有天赋或特长的“偏才”、“怪才”却鲜有上榜者。改革目标的偏寓、方向的迷失，使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没有多大的行使空间，改革成效也因此受到制约。

而实际上，有资格进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并不缺“全才”，缺的是“偏才”、“怪才”或其他各种特殊人才等。令人忧虑的是，高校自主招生普遍孜孜以求于整齐划一的优秀新生群体，非但不利反而可能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的活力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多样化的学生群体。英国生态保护专家约翰·马金诺（John MacKirnnon）博士曾就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一个书架上放着1000本同样的书，每本定价20元，其“硬价值”就是2万元；如果每本书都不一样，虽然总价值仍然是2万元，但“软价值”要远大于前者。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便犹如这些定价相同、内容各异的书汇集后产生的“软价值”。

以多元化的标准选择多样化的人才，是高考改革的大势所趋。如果自主招生不能顺应而是阻逆于这一趋势，而变成一种与统一高考在功能与内容上高度雷同的“小高考”，改革的意义便难以凸显。必须与高考改革的目标保持一致自主招生改革方向的迷失是个危险的信号，可能使下一步的改革盲目、盲动或盲从。因此，在我们致力于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当下，亟需清醒的头脑、清晰的认识和清楚的思路，检视改革成败，走出改革误区，及时调整前行的方向。

需要清醒的是，自主招生改革必须与高考改革的目标保持一致，即“逐步建立起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能力测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政府宏观指导、调控，专业机构命题和组织考试，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换言之，自主招生改革应放置到高考改革的大框架内，而不是“另立山门”。在遵循我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受“重人情、看关系、讲面子”传统文化的影响，受“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国情与考试发展规律的制约，特别是考虑到统一高考具有较高的规模效应、科学性与公平性，自主招生仍需以统一高考成绩为基准，但统考的性质宜由以往的选拔性考试转变为水平性考试，注重增加能力测试的分量。当然，各校应有调节高考分数基准的空间，以便为有专长的特殊人才留出一定的浮动范围。在此基础上，紧密围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做文章，统考成绩采用的程度与方式、对其他素质或能力的考核要求、各指标之间的权重等，均应由高校自主决定。至于在统考之外各校是否另行单考或进行校际联考，也应让高校自主或协商决定。

需要清晰的是，高校自主招生与统一考试并不矛盾。自主招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自行组织入学考试；采用统一高考成绩作为招录的基准，也并不等于高校没有招生自主权。正如在享有高度招生自主权的美国高校，也多采用统考成绩作为招录新生的主要依据，各校并不需要另行组织入学考试。笔者认为，像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那样仅仅依据本校单独组织笔试和面试进行招录的做法并不可取，既费财费力费时，又难以保证科学性与公平性。自主招生改革需要遵循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统一考试、多元评价”。只有在以更加科学的统一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基准、舆论监督体系更加完善与透明、多样化与公平性相互兼顾的前提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才具有可行性，其选才功效也才能达到最大化，并最终带动所有高校步入自主招生之列。

需要清楚的是，自主招生应兼顾全面发展的优秀生与才能突出的特长生，尤其应向后者倾斜，让自主招生主要成为“偏才”、“怪才”进入高校的“绿色通道”。当然，自主招生绝不意味着高校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自主”不等于“自由”，高校在行使招生自主权时，须臾不能放松自律，否则很容易操作失控，事与愿违。与此同时，外部力量也应积极介入到改革的进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在职能上应由以往的“包办者”变身为“监管者”，密切关注改革的动态与问题，适时适度予以监管和引导；民间力量尤其是社会媒体也须积极参与，发挥有效的监督与舆论作用；与自主招生改革紧密相关的中学，应礁保所提供的反映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评价材料客观而真实。而外部力量有效参与的前提，是自主招生政策、过程及结果的透明化。

（文见《中国教育报》2010年8月2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