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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直高中教育改革的问号

拉直高中教育改革的问号

岁岁年关，那些分布在祖国天南地北的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就会向北京集结，参加民进中央辞旧迎新的一个传统的对话节目——探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路向。

只是，这个年关稍有不同。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构想。“今天你幸福吗”，便成了这个冬天一句温暖的问候。于是，来自民进中央、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的专家学者及全国13个省市19位校长等几十人坐到了麦克风前，检视和探讨中国高中教育改革迫切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新课改在轰轰烈烈地推进，而现实的高中教育却为何依然走不出应试怪圈？高中教育为何仍然苦于无法服务学生个性成长？高中教育究竟怎么了？未来的改革何去何从？

当改革成为时代镜像的主角时，这些沉重话题背后的声音，或许在校长们办学苦恼的反思中能刺破苍穹，拉直高中教育未来改革的诸多问号。

课程依然塞得满满当当，学生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超纲超标教辅泛滥，几乎控制了中国高中教学，学生难言幸福感

被删减内容卷土重来学业负担不减反增

“如果不对我们的课程结构做一些调整，我们的高中教育根本没有办法服务于学生的个性成长。”

这是长期奔忙于中国基础教育一线的校长们的共识。江苏省无锡市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说，现在的高中，课程门类与培养学生创新力、提升学生幸福感的要求相对照，还是显得过多，学生的负担变得比预想的要重。以江苏为例，高一年级开设的13门课，其中11门要接受笔试考试，这些课程满满当当排下来，学生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而且由于各省出台的高考方案对于学生课程选择进行了一些硬性规定，现在的学生对课程的选择依然处于被选择状态。这样，学生也就失去了发展个性的依托。

高中教育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每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生不是因为语文成绩好进去的，而是以数学特长生身份考上的。

这种现实的背后折射出当前高中教育的办学困境。“在江苏，数学满分160分，学生达不到140分要被这些大学中文系录取，几乎不可能，所以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中文系选的学生肯定是班里数学最好的学生。”唐江澎说，“我们应当降低高中必修课的难度，把该深的部分加深，该浅的部分变浅，将公共必修课中腾出更多的空间给选修课，把考中文系的孩子数学成绩降下来，使他们多学点古典文学，这样的人可能将来会是人才。如果学生学得苦，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起码要让他们苦得其所。”

强调机械训练、学生压抑个性被动接受，始终是绝大多数高中校长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我们教师教学方法非常单一，个性被压抑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我们今天的课堂，尤其是一些县市的课堂，日常教学总体上仍是以灌输为主，学生被动接受，仍以简单机械的训练为主，逼着学生去学。”贵州省实验中学校长刘隆华说：“我们的学生接受了太多毫无意义、深、难、繁的训练，学生和老师都找不到幸福感，学生学得痛苦，老师教得痛苦。”

这种与高中人才培养定位的现实需求不相匹配的现象，不只是高中公共必修课程本身偏难所致。实际上，前些年，高中教育改革就像“水里的葫芦”，按下去这只，另一只又浮了上来。一些课程标准和教材中删掉的偏、难、繁、旧的内容，又重新回到了课堂、学生的教辅书以及作业本上。

最近10多年，高中教育改革从课程内容来说，确实更贴近了生活，贴近了实际，而且课程也尝试了必修加选修以及增加学生实践的方式，试图补齐过去高中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方面的短板。但通过多年在教学一线的实践和观察，大连八中校长丁延才发现，高中教育改革的理想和实践之间还存在不少难题。

“学生负担重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比如，在增加了新课程的同时，课程里一些原来删掉的偏、难、繁、旧的内容又被老师补出来了。”丁延才分析说，“不是老师想补进去，而是教材里一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内容，最后在高考试卷中出现了。特别是目前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泛滥，导致学生负担不减反增。这种状况如不改革，不但学生缺乏幸福感，创新型人才培养也将举步维艰。”

记者通过对多地10多所高中学校的随机调查发现，现在，绝大多数学校的绝大多数教师对于教辅的依赖超过了教材。丁延才认为，在高考指挥棒下，当前高中学校的现实是，教辅材料几乎控制了高中的整个教学。更让人担心的是，教辅材料编制过程几乎是个真空地带，都是社会机构在编，编完后通过各种渠道到了老师手中。在琳琅满目、超纲超标的教辅面前，老师也没有了选择性，“国家或省级权威部门应当统一编制教辅，并且实行一科一教辅。这也是在考试制度改革尚处于探索时期切实减轻学生负担的一种过渡办法。”丁延才说。

一个家庭将孩子考上清华、北大视为光宗耀祖，或许无可非议；但一个民族若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几个状元身上，则是一种悲哀

基础教育不能再以高考为圆心画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符合教育规律而不得不姑且为之的无奈，是中学校长们的普遍感受。今天，千千万万的高中似乎就像是同一片树叶，不管是示范高中，还是县中，都是围绕高考升学榜上的荣誉、名声和生源生存着。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还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无一例外。

现行的高中教育体系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沉重的发问。“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评价只是过多地突出强化教育的社会适应性，而往往忽略了或忽视了教育的社会人文性。”北京市第35中校长朱建民说，“我们评价一所学校，评价一名老师，评价一个学生往往是看这所学校、这名老师和这个学生考入哪所名牌大学或在哪里实现高端就业，而不是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丰富的个性和良好的价值品质以及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感、永不枯竭的创新精神和未来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作为评价学校，评价老师和学生的客观标准。”

有不同的教育质量观，就会选择不同的学校发展道路和不同的育人模式。朱建民认为，一个家庭将孩子考上清华、北大视为光宗耀祖，无可非议，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几个状元身上，那就是一种悲哀。作为21世纪的校长，应该跳出教育看教育，回到教育的原点看教育，不能把眼光放在高考的升学率上，而应该思考20年、3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能再以高考为圆心画圆”。

事实上，一些学校在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尝试新的高中教育方式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新探索。2010年5月，北京第35中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创办科技创新班。北京35中和中科院为科技班学生量身定制了一套课程，包括国家基础必修课程、综合选修课程以及学生社团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其中，中科院科学家们设计的基础兴趣拓展课程，包括自然科学、高科技和环境科学等四大领域、172个课程单元。从高一起，学生就经常走进中科院实验室、基地进行科学考察或由中科院专家到学校，每周上半天课，开拓学生视野。对于研究型课程，由中科院专家给学生提供一些研究方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潜质自主选课。学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根据导师的指导，要独立完成一项研究课题。

去年10月，北京35中还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并在中科院帮助下建立生命科学、空间科学、云计算、计算数学和材料化学等6个实验室。现在，这6个实验室不只是面向北京35中，也不仅面向西城区，而是面向北京市所有有特长、有潜质的学生，实行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条龙式的跨校、跨学段、跨学科联合培养。

与全国大多数高中校长的担忧相似，实际上，在实验之初，朱建民也有过不少忧虑。2011年，朱建民曾给国务委员刘延东写过一封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信。信中，朱建民表达了这样的担心：我们科技班学生学了那么多科技课程，用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开展课题研究，但如果高考不考，这些孩子势必会受到影响。

时间给了朱建民最好的回答。据统计，北京35中科技班65名学生中，目前已完成中科院15个国家级课题，2/3的学生以学校推荐的方式被高校纳入自主招生范围。

如果从升学的角度评价，科技班的实验思路无疑是成功的。但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并非所有高中学校都有推进这种实验的条件和基础，他们更多的还是寄望于招生制度改革。

“只要稍有点良知的校长，其实都想安安静静办教育，但现实有时候让我们根本无法安安静静办教育。”西南某省一所省管名校校长说，经费的捉襟见肘有时候让他有种“逼良为娼”的感觉。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0年，学校教职员工发工资需要1500多万元，省财政划拨的所有经费刚过1000万元，500多万元的工资缺口，只能靠校长自己去找。

校长能从哪里找来钱？只有突破一些规定，私下超规模招生。

“地方政府、学校、老百姓的评价都在围着高考指挥棒转，今天的高中教育实际上有种被绑架的味道。”据该校校长透露，他曾以省评估专家组成员身份调查过不少高中。调查中他发现，高中学校开设的课程，依然是重高考，很多地区包括县市高中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非高考课程几乎没有开设。原因是：一方面高考不考，另一方面，建设一间通用技术实验室需要10万元左右。

在某大学自主招生射击冬令营中，某学生虽然获得全国第一名，但因与该大学的要求相差3环而被淘汰出局。学生打在靶子上的子弹像是打在一位高中老校长的心脏上

招考指挥棒如何撬动高中教育改革

2012年岁末的加拿大基础教育考察，深深撞击着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校长陆云泉的心房。陆云泉感到震撼的是，在加拿大一所1200人的高中学校里，校长整天的时间是在学校里和学生在一起，他可以悉数叫出学校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而在中国，“我们校长不可能做到，他们更多是忙于教育之外的事情，中国的高中学校现在培养的是考生，而非学生。”

“高中教育改革改到深处，其实就是政府的行为和责任。如果现行的高中评价制度和高校招生制度不改，高中教育就难以走出应试怪圈！”作为我国南方某省最好的一所高中学校，每年全省文理科成绩前100名的学生基本都集中在该校，但由于2012年高考全省状元并没有出在该校，因此当地多位领导便责难该校校长，并要求今后三年该校要出状元。在这种现实之下，校长感觉压力巨大，甚至原计划要进行的教育改革也不敢贸然尝试。

校长们退缩的背后，反映了招生制度的改革跟不上高中教育改革需要的现实，它暴露出只限于基础教育领域、未触及到学生出口和入口问题的单项改革，难以真正拨正高中教育改革在应试和素质教育之间来回摇摆的天平准星。

今年，贵州省实验中学在没有专业教练员教师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将几个射击项目的学生培养成国家一级运动员。然而，就在不久前国内某著名大学组织的自主招生射击项目冬令营活动中，贵州省实验中学一名学生在全国30多个参赛学生中，虽然获得第一名，但因与该大学事先确定的选拔标准差了3环，最终这个学生被淘汰出局。第二天，学校又把这个学生带到上海某大学测试，也是因两环之差，与自主招生失之交臂。最后，学校准备把这个学生再送到湖南某大学继续测试，但经过几轮失败后，学生哭着表示没有了兴趣，最终彻底放弃自主招生，决定静下心来参加高考，争取考一个大专。

“每次想到这个孩子自主招生的曲折经历，我就感觉他打在靶子上的子弹，就像是打在我这个老校长的心脏里面。”年过半百的贵州省实验中学校长刘隆华动情地说。

如何弥合高中的育苗与大学选苗之间的裂痕，招生考试指挥棒在高中教育改革中如何发挥杠杆作用，无疑成了当前高中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要“动全身”就必须要牵动高中教育这一“发”。曾在大学做过10年招生工作的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建议，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国家要采纳几个数据，首先，高考必须发挥保底作用，就是清华、北大也不能突破一本线。其次，学业水平考试要严格化，学业水平考试必须全省统一组织，学生成绩统一进入省级数据库，高校在推荐录取时直接从这个数据库调出成绩单。同时，对于高中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可以给他们多种选择机会：一种选择是通过复习可以考状元，另一种是可以挑战性地选择AP课程提前学大学部分知识，或者像北京的翱翔计划一样，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做一些特别有挑战性的研究，每年高校自主招生期间，这批学生可向高校提出申请，高校再根据学生的平时学业水平测试和AP课程成绩确定这个学生将来是降到一本线，还是降60分、30分或10分录取，禁止高校自己组织文化课考试。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明显兴趣和特长的学生通过这种渠道进入大学，没有这方面优势的学生就去准备高考。

期待通过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带动高中教育变革的呼声，远不止这些。“早上，是学生记忆力最好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学生基本是在读外语。中国学生花在学习英语上的时间比花在学汉语上的时间要多得多。”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校长陆云泉说，“今后，完全可以把外语从高考中分离出来，实行社会化分期考试，这不仅可以极大减轻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给高中教育改革留出一些空间，极大改善中国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农村和二三线城市优秀师资向中心城市集中趋势加剧，考试评价、教材内容设计多以城市为背景，在城市中心主义发展图景下

“洼地处”的普通高中向何处突围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版图上，黑龙江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省会城市的哈尔滨市，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倒数第一、第二的位置。客观的经济条件，让哈尔滨市三中校长赵文祥对于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有着更深的体察。

教育发展的现实确实需要建立教师在系统内的有序流动机制。但是，优秀教师向中心城市的单向流动，于办学者而言，有种刮骨疗伤般的切肤之痛。据赵文祥介绍，哈尔滨市三中在当地可以算是一所知名学校，有着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教师。可是，自2000年以来，他所在的学校有近20名非常优秀的教师流向了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

事实上，哈尔滨市三中并非孤例。不久前，记者在安徽、甘肃、河南、湖北等多省市数十所县市高中调查发现，这些曾经在当地名噪一时的高中，如今俨然成了许多省城、中心城市高中的师资培养基地。随之而来的是，这些没有区位和经济发展优势的县市高中，如今先后陷入优质生源少、优秀师资缺乏、办学经费紧张等恶性循环之中。

不单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这样的差异。实际上，在一个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的区域之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区与郊区的高中学校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

现有1300多名学生的房山中学，位于北京远郊区县，是房山区建校最早的一所学校。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该校从生源上已沦为二三流的学校。

作为北京市督学，房山中学校长张丽华曾走访并调查过北京6个区县的教育发展状况。“我感觉不同区位所带来资金的差异，使城乡高中发展不均衡问题更为突出，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张丽华说，“前不久，顺义区教委一篇报告也谈到了与中心城区高中存在差距的问题。“作为北京远郊区县教育先进区、教育大区的顺义尚且如此，如果说，顺义的高中教育是在‘3层楼’，那么，我们房山还是在挖地基。当我们现在刚追上‘1层’时，顺义可能已经上到‘12楼’。但现实是，现在处于‘12层楼’的顺义高中教育也与城市中心区存在不小的差距。”

长期在一线的办学实践让农村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校长们切身感到，除了因资金投入倾向和城乡社会资源不同而造成差异外，考试评价和教材内容设计以及优秀师资的流失，是造成城乡高中发展不平衡趋势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幕后推手。

“1977年恢复高考后，郊区教育与城区差距很大，经过30多年的追赶，农村孩子知道怎么去应试，知道怎么去应对高考，差距逐渐缩小了，但最近一些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包括教材、考试评价、规则制定在内的许多东西基本都是专家学者以城市生活为背景设计的。而受视野、见识等现实条件限制，农村及经济落后地区的老师和学生就处于天然的劣势。”张丽华说。学校生源和优秀教师两方面的城乡人力资源差距亦是如此。比如，在生源大战依然激烈的背景下，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是往中心城区流动；优秀教师也是向中心城区流动。

据张丽华介绍，从1994年起，她所在的学校就开始引进外省市大学生，2000年引进更多。在房山中学，几乎每年都有好教师没到合同协议期就流向中心城区学校。这些教师在城区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二流高中，这样，城区一些过去是二流的高中，因为有了成熟而优秀的师资迅速强大起来，而被流出学校的代价就是“我们永远在发展之中”。

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认为，流水不腐，师资流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教师协议期刚满或未满就流走，确实是当前很多普通高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从道理上说，协议期未满就流走是不道义的，需要有一种制度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当前，村级学校的教师流到镇级学校，县城好教师流到省城学校，中心城市郊区好教师流到中心城区学校，已成中国教育人口的一次大流动，而且流动有加速的趋势。“我认识的很多外地名校长、名教师这几年都跑到北京来了，北京成了一个优秀教师的聚宝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想来想去，我觉得当前可以采用的办法是，建立教师人才的‘转会’制度。按照流动去向进行分级，比如一级流动、二级流动，教师流动到哪个地方，流入地就得向流出地学校支付相应额度的‘转会费’”。朱永新说。

类似的难题，还有很多。当前的关键是，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高中教育，如何冲破现有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思路，以综合改革的视野来破解当前面临的这些难题，这将是高中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新命题。

《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1 月 24 日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