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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延扩张走向内涵建设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及发展战略调整回顾与展望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谢仁业

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新世纪前十年的大发展、大跨越以后，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新起点上。新一轮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外延扩张走向内涵建设，由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

新一轮发展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人口、就业、创新驱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巨大变化，迫使我们思考，高等教育用过去的发展方式（外延扩张、粗放、超常规、系统生态破坏）能不能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以内涵（质量、结构、效益）建设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战略调整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和主要解决的问题、主要着力点（主要抓手）是什么？这就是本文抛砖引玉，提出需要与高教界同仁共同探讨问题的目的。

一、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期间取得的成就

1.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国际竞争水平同步明显提升

2009年底，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2002年我国刚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门坎时的15％提升了9.2％。其价值在于：我国不仅用不到十年时间跨越式走过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发展阶段，而且顺利越过了南美和非洲部分发展中国家虽先于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遍停顿在18％至23％的“过渡期”和“停滞期”；北京、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57％，已先期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超过了OECD国家同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稍高于50%的水平，江苏、浙江、湖北、陕西、辽宁等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正迅速接近高等教育普及化；2005年至2009年，我国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已从1613人上升至2128人，提升了31.9个百分点，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源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

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国际竞争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中中国本科生质量和综合素质得到高度认可，有的院校在国际知名排行评估系统中已进入世界前250强，高校为SGI论文发表由世界二十名之外上升至世界前五名作出主要贡献，化学、数学、材料科学等部分重点建设学科已进入世界研究所学术排名前一百名。

2.高等教育科研活动发展蓬勃

2009年底，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为140.49万人，其中博士24.63万人，硕士115.86万人，研究生总规模也先后在“十一五”期间超越俄罗斯、美国，进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前列。

2008年底，中国高校从事科研活动人数为39.2万人。多方面筹措科研经费总额654.5亿元，较上年增长20％。高校主持完成成果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7％、81％和37.9％，囊括了国家技术发明全部一等奖。同年，依托高校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3％、39％、27％、33.3％和70％，依托高校建设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达69个。（武贵龙，2009）

3.高等教育形态布局结构成果丰硕

经过“十五”、“十一五”期间持续努力，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完成了与沿海开放、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战略相呼应和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的高等院校形态布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力布局相适应的大学集聚园区和大学科技园区。

各地根据各自的省情、地情优化高等院校形态布局。如北京形成了城区“东、西、南、北”四个大学集聚园区；上海形成了“2＋2＋X＋2”的大学集聚园区格局；广东珠海大学集聚园区不仅吸引了本省大学还吸引了北京的高水平大学举办分校。此举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可与美国的赠地运动和“赠地学院”的兴起相媲美。

4.高等职业教育异军突起

以就业为导向和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高专）在“十一五”期间飞跃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2004年至2009年底，是高等职业教育从量变到质变、占据院校数和在校生数半壁江山的转型期。2009年底2305所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中，本科院校1090所，专科院校（高职、高专）1215所，院校本专比为1：1.1。如加上以职业教育为主的384所成人院校、812所民办院校，普职院校比为1：2.2。同期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从595.65万增至964.81万，在校生本专比从1：0.8上升至1：0.82,如加上成人本专科和网络本专科总规模则达1923.43万人，与普通全日制本科1179.85万人的在校生普职比则为1：1.6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不仅与德国（主要是中职）、美国、（主要是社区学院：就业与升学功能对半）澳大利亚（主要是TAFE：就业与升学功能对半）完全不同，而且经受了2008年下半年至今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对人才、就业市场史无前例的严重冲击考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平均就业率从2004年至2009年经历了低于本科、研究生到与其持平、有的地区甚至高出的变化。

5.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迅猛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迅猛的主要标志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认可。以来华外国留学生学历生规模这一国际公认的指标分析，2007年至2009年三年，是来华外国留学生学历生规模从每年15503人倍增至62583人的飞跃增长阶段，净增3倍。目前总规模已达117548人。其中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北美、南美和澳洲外国留学生学历生分别为84336人、8688人、14471人、7276人、1689人和1088人，比例分别为：71.7％、7％、12.3％、7％、1％和1％。（根据教育部网站2010年统计资料整理）

二、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变化与挑战

人口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影响。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主要在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下降、城市流动人口中学龄人口比例高移和全社会人口老龄化比例上升三个方面。在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下降方面，由于我国198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18至22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在2008年达到高峰（据笔者对上海市户籍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至2016年学龄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少子化”趋势在还将持续数年；而城市流动人口中学龄人口比例高移即将对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在京、津、沪等流动人口集聚城市，中、小学段学龄人口超过本地户籍学龄人口比例现象已高移至高中和高职高专学段，“移民化”趋势不久即上移至高等教育，改变高等教育生源结构；全社会人口老龄化比例上升趋势更为严竣，京、津、沪等人口集聚省市，“老龄化”人口比例呈现由占总人口25％左右向30％左右发展趋势，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老年人准入和多次教育的新需求。

经济与就业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科专业调整的要求。经济与就业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高移与产业链拉长两个方面，即来料加工、代工为主的出口加工导向的生产方式将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高附价值为主的生产方式取代，要求高等教育从低成本人才培养向高新技术、高附价值为主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开发转型，包括提升人力资源（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学历水平。拉长产业链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另一个发展重点：主要是研发、设计、物流、品牌管理和销售等生产服务类人才，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业大量缺乏的是应用性技术人才和高科技技能人才。只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科专业调整得到有效转型，低成本人才就业供过于求与高素质人力资源供不应求同时存在矛盾、应用型人才需求剧增与高校学术性人才培养比例过大同时存在的两难矛盾才可能得到破解。

城市化进程及社会转型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中国城市化进程进程中必然将产生一批包括城市圈、综合性功能和专业功能等分工定位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必然要求要求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创新、重构，形成少量综合性、以学术和科研为主导的大学、一大批教学科研并重的多科学院和专业学院、大量以就业为主导的高职高专院校和社区学院的系统布局和院校结构重组；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加速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一体化发展，主要是教师流动、学生流动、课程流动、项目流动，实现资源跨行政区域的共享和合作；社会转型要求高等教育加快对终身教育、移民（流动人口）教育、老年人教育的准入与开放。

后世界金融危机时代趋势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在世界加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因改革开放巨大成功、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第二而被推向世界舞台中心。相形之下，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和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水平滞后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主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是美国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着全世界优秀青年留学美国，保持创新人才培养制高点上的优势，中国高等教育如何转变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极端“出超”赤字局面；二是为培养全球化人才，美国、日本、欧洲分别实施十万美国学生留学中国（奥巴马，2009）、二十万日本学生留学世界和“波罗尼亚宣言”大学生国际流动计划，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和行动；三是欧美高等教育强国为应对“少子化”和世界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递减的影响，主动走向世界办学，尤其瞄准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生源市场中国，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在战略上冷静应对和积极行动。

三、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理念转变与使命、责任

1.高等教育发展观、价值观的转变

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首先要解决为谁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也就是教育价值观向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教师发展为主体教育本原的价值回归。主要转变为：

（1）、从偏重教育的本体发展、功利倾向向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本原、内在价值观转变，发掘人的创造、创新和创业能力；

（2）、从偏重教育的硬实力即器物、物质内容向注重教育的软实力即制度精神和文化的转变，从偏重发展大楼向发展大师、大爱、大任（使命、责任）转变。

（3）、从偏重教育的外延规模扩张向依赖质量、结构、效益提高带动高等教育发展质量和水平提高的内涵提升式方向转变；

（4）、从偏重教育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向教育在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和社会批判的传统价值传承基础上，向文化引领、道德引领、精神引领和学术创新，成为全社会（至少是新一代公民）精神、文化家园的发展方向转变。

2.高等教育组织本体性质的转变

高等教育组织自身性质的重新认识和回归，也就是教育的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双重价值的发现和体现。高等教育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由学生行会、教师行会这两个社会组织为载体建立起来的，意大利萨拉诺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即为典型代表。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必须重新回答高等教育组织性质、功能价值所在，即高等教育组织本身是谁？解决自身发展为了谁？为了自我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实现高等教育组织自身性质和功能价值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引领社会。

在实践中，解决以往高等教育发展同质化的问题，解决高等学校发展定位与特色发展、错位发展的问题，解决高等学校由于脱离社会而造成的培养目标、服务对象和依托资源的迷失。如相当一部分学校没有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对象的准确定位；相当一部分学校偏离学校原来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定位“工程师摇篮”的学校，纷纷转向培养“科学家”；也有相当部分学校在坚持为抵制历史上教会“宗教结合”、“政教结合”办学体制对学术发展的扼杀、窒息而产生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宝贵精神遗产同时，或多或少走进了“象牙塔”和“精英教育”阶段的思维定式，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

3.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的转变

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还要回答并解决发展依靠谁、即谁是发展的内生动力的问题。是继续主要依靠外部资源、物质资源还是主要依靠内部资源、人力资源的战略选择。重新认识教师发展潜力的发掘与发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把一切为了教师的发展、一切依靠教师发展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其中关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水平师资队伍的提高立足自主培养还是主要靠引进？部分高校全球公开招聘的经验教训表明，在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发展阶段，世界级高水平教师是全球竞争的聚焦点，也是各国解决自身和全球发展重大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核心竞争力，是无法引进的。真正的大师不可能只依靠引进，只能依靠自主培养，依靠在重大项目实践中锻炼成长。依靠自主培养与按需组团引进相结合的战略，提高引进人才的效率和促进教师队伍转型和管理创新。

4.发展目标、归宿、道路（途径）的转型

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最终要回答并解决发展目标、归宿、道路（途径）问题：即发展怎样的高等教育、发展成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发祥于欧洲，中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进程中起步，整体上属后发、外来、模仿型。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已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北京、上海已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也不可能照搬、全部借鉴外来经验，是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还是停留在后发、外来、模仿型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和转型。

四、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主要实践问题探索

1.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主要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及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回答和破解为什么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不出国际知名的大师和创新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是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首要问题，其中关键是高等学校包括培养目标、内容、方法、考核评价等要素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革。以教学内容为例，我国高等院校与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关键差距是课程数量和质量的差距。2002年，哈佛大学课程总量已达8000门，生均0.4门，师均2.3门；同样可比学生规模的国内一所知名高校仅2000门不到，生均不到0.1门，师均0.8门。课程总量前者是后者的4倍。2010年12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耶鲁大学等一批在美国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已在互联网上公开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据称将公开其中的30％至40％课程。以教学手段为例，美国普通金融专业二年级研究生已主持或参与30多项科研和实践项目，而我国同类可比较的研究生还停留在学术学位培养模式，绝大多数缺乏科研和实践项目锻炼机会。美国本科生阶段大学生也已大量参与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而我国本科生基本无此机会，尤其第四年论文或实验报告阶段，主要精力是奔波于人才就业市场。

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方面，关键问题是与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需求严重脱节。主要表现在新兴学科专业设置、学科复合交叉、陈旧学科专业退出等学科专业调整重组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造成多年积累下来的老问题，发展成为创新人才培养中不可回避的瓶颈性问题和突出矛盾。

2.高等院校发展定位及分类管理问题。

由于上述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变化，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多样化、高质量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同质化、统一型、“千校一面”办学不能满足需求的矛盾。即从解决人民群众接收高等教育机会“有书读”到满足多样化、高质量高等教育“读好书”的转变。

高等院校发展定位及分类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以上人才需求和培养目标的类型差别和规格差别。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标准，大致可分为科学（学术）型、工程技术型和职业型三类。其中科学（学术）型人才需求结构中比例最小，而工程技术型和职业型人才在需求结构中比例最大。但是，我国相当部分高校发展定位却盲目趋向科学（学术）型，造成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比例倒挂。由此，高等院校发展定位及分类管理是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与调整的方向是，各类院校都应准确定位、错位竞争、特色发展，各类学校在各自类型上均可创建一流，都有发展空间。这在全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格局上形成百花齐放、千帆竞游的和谐发展、合作竞争、生机勃勃的良性发展生态环境。

3.高等学校评估体系与制度改革问题。

高等院校发展定位及分类管理的改革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改革高等学校评估体系与制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我国高校办学水平评估探索，适应了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跨越阶段的需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为适应新一轮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必须反思和改革原有的评估体系和制度弊端，其关键问题是：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单一。以政府为主的评价主体和全国单一的评价标准，无法面对办学定位各异、办学类型不同的多样化、特色发展、错位竞争的需求。如果以分类管理的思路和分类主体开展评估，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客观存在着原有标准和体系不可能发现的价值结果。如上海有上海音乐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可按国际同行认可的标准分别进入国际十大音乐学院（名古屋“世界十大音乐学院会议”，1996）和国际商学院前二十名（伦敦金融时报:“国际商学院排名”，2009）行列。但是如果按现行的高等学校办学水平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上述两校在国内所有院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完全被埋没。

由此，高等学校评估体系与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按各校不同的发展定位目标，进行有同行、社会中介组织多种主体参与的分类评估。其基本条件是：各校均应选择明确各自的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和主要科类发展领域的规划定位；同行和社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评价体系和制度形成；各类院校已形成各自分类的可监测的评价标准。

4.政府、高校、社会公共管理与治理结构调整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和矛盾，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是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治理结构的构建，目的是形成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所必须的宏观管理制度。其中亟待调整的治理结构有：（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建以地方统筹为主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形成各类地区分类管理的教育管理权力合理配置，符合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国情，探索发掘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宏观治理结构的巨大潜力和独特优势；（2）政府指导、管办分离、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在省市区域层面，探索政府以规划引导、分类指导、监督办学、绩效拨款等公共服务为主的职能转移；高等院校探索形成依法自主办学、民主办学的治理结构；社会机构承担需求引导、资源提供和参与评估的职能。（3）高等院校探索形成以大学精神、使命、责任为核心、以规划为引导、以大学章程为依据、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相平衡、“决策、执行、监督”高效运行、民主办学为基础的治理结构。

5.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问题。

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的国际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国际影响和国际话语权作为新一轮发展的战略目标。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带动其他领域的功能提升和综合信息流动的全球性集聚、辐射的集散枢纽地位。

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水平。形成国际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和背景教师、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等各方面。

优化出国留学生全球布局。调整政策，鼓励出国留学的多元文化合理布局，吸收全人类先进的精神、文化和知识财富。集聚、储备、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国际理解、国际生存能力和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发展和扩大中国高等教育在全球领先的独特优势。

启动教育走出去战略。走出去举办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各种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输送教师讲学、访学、合作科研。

（文见《教育发展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