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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与现实间求索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孙崇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迎来了一轮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运动”，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50％以上，中国只用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年的城市化历程，其规模之大、进程之快举世罕见。在这过程中，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1．7亿激增到7亿，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别家园来到了城市。在一些城市，外来人口在总量上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给城市带去经济活力和繁荣的同时，却未被城市真正接纳，未真正享受到包括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等市民权利。这种现象，被学术界称为“半城市化”。

针对这种“半城市化”现象，学界和政府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案，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要求我们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在诸如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等方面真正给予帮助。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自2001年中央逐渐明确了“两为主”的方针，积极推动各地落实随迁手女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权利。以上海为例，截止2010年已实现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的全覆盖。2012年，上海市又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进一步向随迁子女开放了高中及以上阶段教育。随着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机会的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后能否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尤其是“异地高考”)的矛盾便日渐突出。应该看到，从随迁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基本解决到“异地高考”权利的呼吁，客观上反映了各地对保障这一群体受教育权利的努力及其受教育状况的实际改善。今年年初，各地陆续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在政策上对随迁子女教育权益的认可和维护。

当然，与保障随迁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机会相比，“异地高考”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其政策出台还受到现有制度的制约，必须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异地高考”政策不仅涉及招生制度、拨款体制等高等教育内部机制，而且还直接受制于现行的户籍制度。事实上，取消分省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的主张，无视各地教育的差异性，并从根本上剥夺了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利，不合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整体方向；而在社会信用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条件下，贸然推进高校的招生自主改革，也难以取得社会共识。显然，单靠现行招生制度改革还是难以撬动“异地高考”的杠杆的，关键还是要靠户籍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目前，一些地方提出以学籍代户籍的方案还是很值得期待的。然而，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人口已趋高度饱和，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相当有限，而且即便真的放开了户籍制度，一般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竞争中也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真正获益；另外，将实现教育公平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少数大城市教育资源的开放上，势必还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农村社会的衰败和农村教育的衰落。
所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的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能够克服以往那种城市病，这就决定了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能简单重复原来的城市化发展的老路，而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的统一，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我们要抓住机遇，解决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状况，而将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向地级市及以下新型城镇转移和延伸。

（文见《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