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想象力及其培养
郑富兴
一、陌生人特性的消解与道德想象力
现代社会是一种个体化社会。现代人强调自我的独立意识，每个人都是一个单子，他人是我自己的反映。但过度个体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们逐渐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对他人的关心与尊重。因而现代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高德胜教授指出，都市人具有一种双面性格，“一面镌刻着‘自由与理性’，一面铸写着‘冷漠与孤独’”。[1]道德冷漠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的社会现象。
汶川大地震中的救助救援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可能。非灾区的人绝大多数与灾区人民都是陌生人。但是，非灾区的陌生人并没有成为旁观者。通过图片、视频，非灾区人民了解了灾区人民的痛苦，为受难者流泪悲痛，并且踊跃捐钱捐物，自发到灾区参加援救重建（当然，陌生人的“冷漠与孤独”表现也依旧存在）。
为什么非灾区的人会为灾区素不相识的人痛苦悲伤呢？为什么这么多志愿者都涌入灾区救助陌生人呢？为什么会有成千上百的陌生人捐款输血、捐物送资呢？为什么在哀悼日里我们都要高喊“我们都是汶川人”呢？这种对现代社会陌生人特性的消解源自以下两个因素：（1）同情心的激发。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关于灾难的报道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和悲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对于他们而言，帮助遥远的、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既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精神愉悦与人生快乐的体现。这种同情心就是通过想象力实现的。（2）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不是虚假和捏造，而是一种“想象性关系”。个体的自我认同根源在于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中。这种想象是有共同基础的，即同一块土地，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命运与目标。“我”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对于“我”的认识就是通过这种“我”与共同体的关系来形成的。通过这种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感同身受的现实观感，“我们”这种个人与他人的想象性关系形成了。灾区受难者与我们都是“中国人”，或者“我们都是汶川人”。汶川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形成了一种共同认同和自我认同，“我们在一起”。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美德为基础的文化联系，形成了基于一种“我们”意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穿透了陌生人社会背后的冷漠与孤独。
无论是同情心还是文化认同都是通过一种道德想象来实现的。这说明，道德想象力对于消解现代社会陌生人特性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个体化、陌生化的现代社会里，重视道德想象力的培养应该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时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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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见《思想理论教育》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