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冯师导育之德
牟钟鉴
我有幸在冯友兰先生身边学习八年，本科期间聆听了他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研究生期间接受过他的当面教诲。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严峻的政治空气使我不得不与冯先生保持距离，失去许多请教的机会，但前后算起来，在步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过程中，给我影响最大、启示最多的先辈学者还是冯友兰先生。尤其“文革”之后，按照冯先生“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教导，不断反思自身，不断有所“觉解”（冯友兰话语），在学术上、情感上与冯师日益亲近，重新读他的“六书”、“三史”，吸收他的观点和方法，终于走上了个性化的学术研究道路，不再依傍他者，初步获得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结。
冯先生不仅是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且不说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参与校务、主持文学院工作、办现代大学教育之巨大成就，文理科学生有多少在后来回忆中谈及冯先生讲课和作品对自己的熏陶。仅就建国以后院系调整以来，冯先生在北大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的成果，也足以让人敬佩不已。他直接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人才，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也不断培养出大批青年学者，很多人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骨干，薪火相传，使中国哲学研究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而他又无门户之见，无意于传承接班，却吸引了众多的冯学追随者，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史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学大师。
冯先生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可以写成一本厚书。我只谈自己感受最深的几点。
旧邦新命
冯先生所写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追求和哲学路向，也是他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阐发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其中有永久价值的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他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哲学家，一心想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为振兴中华作贡献。早年他研究理学，发掘共相与殊相的精义，创立新理学，目的是寻找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晚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着力于阐发“仇必和而解”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提供贵和的智慧。他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激励下继承。他提出的“抽象继承论”，正是要从古代哲学中提炼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成分，做到古为今用。我受冯师的影响，不喜欢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研究中国哲学总有一种现实责任感，追求时代的高度，力图把古今贯通起来，使作品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读者吸收一些先哲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我未必做得好，但这个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综合中西
冯先生兼通中西哲学，在综合程朱理学和西方新实在论及其他哲学的基础上创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即新理学。他的学说有成功也有不足，得到赞扬也受到批评，这本来就是哲学流派的正常效应。重要的是冯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开辟了融会中西的新路，在这条路上会出现众家异说，相争相辅；但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不然中国哲学就走不出中世纪，开不出新形态。我的感受是：新理学具有中国之魂，西洋之智；既体现了中华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又处处运用西方哲学逻辑分析方法，使古老的理学，概念清晰，层次分明，更容易为当代青年接受，也便于中西哲学对话。新理学之后，相继出现新心学（贺麟）、新气学（张岱年）以及港台新儒家，莫不以会通中西哲学为进路，冯先生开拓之功不可没。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至今在西方许多大学仍作为中国哲学课程主要教材，再加上《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三史”在台湾的若干大学里成为学习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书，其《简史》与《新编》在中国大陆一向为文科师生所重所用，迄今尚无另一部个人同类著作能取代。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中国精神，使用现代话语，能够融会贯通，树立一家之言。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是读“三史”成长起来的。
“点石成金”
冯先生喜欢讲一个故事，能点石成金的术师给人分发金子，有人对他说：我不要你的金子。术师奇怪，问他：那你要什么？那人说：我要你的手指头。金子喻知识，手指喻方法。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课，常把方法论贯穿于其中，使学生掌握循序渐进、独立思考、分析概括的方法，然后自己去开拓学术之路，因此重在点拨启发，决不满灌知识、处处督导。他引用孟子的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告诉学生，做学问不可懈怠，亦不可急躁，要日积月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冯先生强调“别共殊”，即考察其异同，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样就会掌握文化比较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不至于走偏。冯先生借用《中庸》而阐释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是他理解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又是他总结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他的《新原道》以孔老、儒道互补为基本脉络，把孔孟、老庄、汉儒、玄学、禅宗、道学贯通起来，归结到新理学，看起来是一部中国哲学简史，事实上更是一部“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精神逻辑演变史，哲学的成分多于史学的色彩。其目的是要说明哲学的双重性：形而上学的探讨与现实人生的关怀相结合，在人伦日用之中达于“经虚涉旷”的境界，这也是新理学的方法。构建新的哲学要符合“内圣外王之道”。不能道中庸，哲学没有现实基础；不能极高明，哲学不能提高境界。冯先生还提出关于哲学遗产继承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方法，被人们广泛运用。冯先生的学生辈中，有学术成就的学者或多或少学到些“点石成金”的诀窍，在哲学方法论上有创新，因而在理论上也有突破。
涵泳古典
冯先生指导研究生学习，如同他的哲学表述，向来是要言不烦。我与金春峰兄到冯宅接受学习指导数次，冯先生所谈简洁明快，让我们立即领会到他的想法。印象深刻的有两句话：一是针对当时运动不断的情况提出“按步就班地学习”；二是针对当时学生参加大批判的情况提出“学习古典要涵泳”。“涵泳”二字当初不理解，可我记到今天，也品味到今天，受用到今天，它是冯先生治学经验的重要结晶，要真懂真做并不容易。“涵泳”本义是水中潜游，引申到做学问，就是要学者深入研究对象，潜心体会，并能在其中自由穿行。朱熹曾谓研讨古义要“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朱子语类》卷五）。讲到学习古典哲学，冯先生说：“不要先入为主、一上来就口诛笔伐，要顺着古人的思路去想一遍，弄清其本义，然后再作评论。”这是一种“入其内而后有觉解”的功夫，要求研究者对古典作同情的理解，与古人沟通心灵，得其心，会其意；同时从容体味、消化、吸收，成为自己觉解、处世的智慧。对古典抱有敬意，努力吸纳其精华，增加今人的涵养，应是治学的着力点，并不是盲目地崇古，更不是蛮横地贬古。至今还有人居高临下，对古典随意指责诋毁，往往是由于思想为某种错误理论框架所限，脱不出来；或者不能静心读书、潜心体悟，遂为他人流行话语所左右。涵泳既要求尊重古人，又要求回归自我，今天仍然是我研究古典所坚守的态度。
提高境界
冯先生再三说明哲学的功用不在增加实际的知识，它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其功用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这使他更欣赏老子“为道日损”的负的方法，并且创立了人生“四境界”说，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冯先生的境界说继承发扬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儒学的天人一体、安贫乐道和“孔颜乐处”之说，道家的逍遥自得、与天地精神往来之说，佛家的涅四德、人可成佛之说，凸显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特点：前者重心在人生哲学，后者重心在认知哲学。儒、佛、道都是生命的学问，其目的是要成就一种境界高超的人生，从而成就一个“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社会。依此而言，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能是纯知识的传授，中国哲学史的学习不能是纯知识的接受，一定要和人生体验、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如若知行脱节，则中国哲学将失去灵魂，变成名利的工具。我的体会，自然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人很少，多数人处在功利境界之中，因此超出功利境界，进入道德境界，是提升人生的关键，最需要下功夫。我自己受冯先生启迪最大者，“三史”中是集中阐扬中国哲学精神之《中国哲学简史》，“六书”中是系统论述人生境界之《新原人》，再加上《三松堂自序》。当然更有冯先生拳拳爱国之心，历经艰难、无怨无悔之情，知错必改、敢于解剖自我之勇，老当益壮、以学术养生之志。我努力学习冯先生，使学术研究渗透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文化理想，让它成为我的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虽不完美却保持着真诚。
[本文为“冯友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而作， 2010年11月17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文见《思想理论教育》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