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
——追忆爱国学者、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
陈海青
杰出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在道德方面也许要比他们在科学上作用还要大。
——爱因斯坦
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钱伟长
钱伟长（1912～2010），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原上海大学校长。作为一位“在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2]其富有前瞻性和创见性的教育思想之核心，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钱伟长痛感近代中国面临着外族军事文化暴风骤雨式的侵略危机，一辈子为祖国的文化与教育事业奔走，始终勉励自己并教育青少年要为“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在长达一个甲子的教学历程中，钱伟长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是目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3]
一、“拆四堵墙”，办兴国之教育
钱伟长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教育战线的最前沿，把毕生所从事的科学教育事业与国家的兴旺紧紧联系在一起，执著追求“办能兴国的教育”。著名的“拆墙”理念，就是他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创新，相关办学方针和治校方略等教育改革措施皆由此衍生。
钱伟长第一次全面阐述“拆四堵墙”理念，是在1985年10月，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建校25周年纪念大会上。钱伟长指出：“学校的根本任务一是出人才，二是出成果……进行各项改革必须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要拆四堵墙：第一堵墙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我们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密切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服务，不然办不好学校……其次是要拆校内各部门、各学科之间的墙。现在有的条条块块、部门所有制已经明显地影响了当代科学技术综合化发展的趋势，这堵墙正在逐步打通。再次是拆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倡导教学同科研相结合，教师既要教学，又要搞科研……要拆的第四堵墙是思想上的墙，就是要克服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新的教育思想，破除阻碍我们进步的旧的条条框框的教学模式。”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了“拆墙”办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教师是“拆墙”教改的中坚力量。钱伟长认为，教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载体，是精神文明火种的传递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教育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因此强调教师要为人师表，“不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塑造受教育者的心灵”。
“科教兴国的关键在于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钱伟长认为，首先，师资水平的提高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必须进行科学研究。钱伟长经常从繁忙的教学科研和社会调研工作中抽出时间，与教师们座谈，鼓励教师确立“远近结合”的科研目标。对此，钱伟长有一句名言，“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4]他认为，只有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科学创新的人，才有条件理解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科学战线上的创新精神，从而在教学工作中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其次，在他看来，只是业务精通的教师还不是一个好教师，好教师还要为学生的思想教育负起责任，在学科教学中贯穿爱国主义教育。“绝对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某一专门的业务教育分开来看，把它单纯地看作只是现阶段的一个政治任务。因此，只有我们把爱国主义经验贯彻到每一个业务教学中去，才能达到提高业务的目的，才能很好地完成培育青年的任务。”[5]以物理教材为例，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爱国主义的，是带有中立色彩的，甚至于是爱了别人的国家的”，[6]如发明权问题，发明权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被当作种族优劣论的最简单的论据。例如牛顿三定律，实际上，第一、二定律都是伽利略发明的，牛顿只发明了第三定律。“牛顿不只是英国的伟大科学家，而且是当时的财相和贵族。英美统治阶级要捧牛顿爵士，而把拉丁民族的伽利略的伟大贡献予以歪曲，或放在陪衬地位，自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一贯作风的。”“又如伽玛射线的异常吸收试验是我们赵忠尧先生首先完成的，这个工作是后来证明正电子存在的重要论据，所以在近代物理学上很有地位。”“英国人却认为是葛来、泰伦的贡献，实际上这两位英国人是在看到赵先生的论文后，才去重新做的。英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科学家，便完全抹杀了赵先生的贡献。”“无线电，原先天经地义地认为是马可尼发明的，但是现在事实上证明了是波波夫的创造……”[7]某些“我们所奉为圭臬传授给学生的教材，就是有政治性的、半殖民地性的”。[8]如果能把这些问题检查出来，在教材中“予以删除，或予以改正，代之以爱国主义的教材，便不难把物理学的教学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9]
二、“自强不息”，铸学校之魂
“自强不息”一语最先出自《周易·乾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曾自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0]爱国诗人屈原也曾呼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1]自强精神以有为进取、奋发图强、整体至上为主要内容，反映的是泱泱华夏几千年来不向恶劣环境妥协、顽强抗争的精神。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5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既是中华民族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提出的重要思想，也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此成为中国的千年传世格言。今天中国人民秉持的价值观念，既来自自己当今时代的丰富实践，也源自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钱伟长认为，“一个学校要有点精神，我们用以治学、治教、治校，建设和形成我们自己的工大精神”，所以到上海工业大学之后，他提出要以“自强不息”作为校训。“在学校中要为学生创造一种积极好学、奋发向上的气氛，让他们在这种自强不息的气氛中成长，将来到社会上就有勇气去竞争、去拼搏，去创造成绩为国家多作贡献。”“自强不息”的校训不仅是为了激励全体师生树立起奋发向上的意志力和进取心，更重要的是，倡导个人奋斗是要建立在为国为民之上。人生所具有的不朽价值集中体现为责任感，也就是爱民族、爱国家、爱人民。所以，“我们的‘自强不息’不是指为自己的利益不息，而是要承认我们民族目前在很多地方还是落后的前提下奋力赶上去” 。[12]
自强不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新”精神，也就是善于依据变化的环境条件不断采取新的应对措施，通过改革、创新，以求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钱伟长强调：“我们学校的工作是培养一代跨世纪的新人，这样的人一定是富于创造性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墨守陈规的。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要靠创新来创造我们的新时代。”他十分强调，要做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搞科学是这样，做人做事也都要这样。
钱伟长80岁时曾自书条幅“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为人民服务”用以自勉，其实这句话正是他的人生写照。他以自身经历告诫青年学生，“‘自强不息’是我们的精神，要求大家努力。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因而要奋发努力，为国家争光，为国家建设和强盛添砖加瓦”。[13]历经民族危亡和不白之冤的洗礼，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赋予了“自强不息”以新的涵义，使得钱伟长式的“自强不息”不是止步于个人理想，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兴亡和民族大义的高度。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以“自强不息”为核心的个性品质已经融入上海大学的精魂之中，影响着每一位教师和学子。
三、“忧先天下”，育全面之人
“今天你们毕业了，快要离校了，我有几句话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孩子们，你们是否放在心上？”
2005年毕业典礼，已经93岁高龄且身体已有不适的钱校长，依旧身着大红校长服，出现在毕业典礼上。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年一样，亲手把每一份毕业证书送到毕业生的手中；这一次，他也没有像往年一样，给他“唯一的孩子”——上海大学学生留下诸多的智者之言和人生期望。但是，短短寄语却声动全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这不仅仅是钱伟长对他的学生们的期望，事实上也反映了他们那一代爱国志士的毕生追求和抱负。深刻的爱国情怀和浓烈的忧患意识，使得他时时刻刻以国家为重，民族至上。笔者印象极为深刻的是，钱伟长的儿子钱元凯曾对父亲的爱国行动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父亲爱国爱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的确如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刻入钱伟长的骨髓，根深蒂固。因而，他不仅在上世纪40年代和郭永怀、段学复、傅承义等一批抱定“科教兴国”宗旨的热血青年立下“留学是为了无须再留学”的誓言负笈北美；又放弃国外优裕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到落后的祖国；更时时刻刻教育学生，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有志青年。他跟学生们说：“不要认为这是‘傻瓜’，天下还得要有‘傻瓜’精神，我们就是要做为民族、为祖国的‘傻瓜’，对得起为我们民族牺牲的先辈，我们要做光明正大的黄皮肤的中国人！”
钱伟长很重视对学生的教育，“教他们读文献，给他们出题目，经常和他们作阶段性的讨论。他经常以自己在旧中国、在外国以及回国后的经历和感受，来启发研究生的历史责任感……他还经常用他在全国各地的见闻，以及近期欧美的见闻，说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和无限希望”。这是钱伟长的博士研究生黄黔在《钱伟长小传》（1992）中对恩师的感怀。而他的另一位学生周哲玮一直忘不了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导师钱伟长对他的一顿“猛K”。当时他曾请教导师自己的研究发展方向——其实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也是极其常见和理所当然的，但他为此被导师非常严肃地批评了，导师的话令他至今记忆犹新：“什么叫做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多年以来，周哲玮博士始终遵循着导师“我一辈子就是这样” 的教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杏坛育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钱伟长认为，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学生们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面对时代发展的需要，学校培养的人应当“首先是一个跨世纪的人，能肩负起跨世纪责任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专家”。他经常给学生们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地质学家为了采集标本，竟把国宝——北齐四年的石刻“经石峪”炸掉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己最终也身陷囹圄。[14]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痛心疾首：“你看，一个专家，没有文化，他根本不晓得北齐是什么，这个石刻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他不晓得他光学了地质，没有学历史……”[15]
钱伟长认为，学生的文化素质必须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方面，专业技术与人文科学素养缺一不可。假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仅仅为了自己的研究，罔顾对国家和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只是考虑自己小利益的人，如何能担起跨世纪的重任，更何谈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因此，他将能否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才看作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志，认为“个人、家庭是私，……要考虑整个民族和国家。如果学生不能很好理解这一条与做到这一条的话，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16]钱伟长总是通过各种机会与学生、学生干部谈话、作报告，从各种途径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做有志气、有担当的中国人，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这样“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17]钱伟长，正是这样一位“不唯书，不唯上，尊重科学，热衷创新”，[18]富有开拓精神，一生鞠躬尽瘁，为国家竭尽所能培育人才的“红烛”。不忘父辈师长教诲，不忘振兴祖国豪言，以一颗赤子之心忘我报效，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发展为己任，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他，铮铮铁骨，直言敢谏，爱生如子，耕耘杏坛六十载，育人子弟无计数；他，历尽磨难，却终生自强不息，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壮言“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钱伟长教育思想与上海大学的发展及启示研究”；上海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重点项目“钱伟长教育思想与上海大学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A07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钱伟长.校长的话[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1.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55.
[3][4][5][6][7][8][9]钱伟长.物理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合[A].见：钱伟长文选，第1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18，119，18，21，19-20，18，18．
[10] 论语·述而[M].
[11]离骚[M].
[12][13]钱伟长.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A].见：钱伟长文选，第5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1，3．
[14][15]钱伟长.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问题[A].见：钱伟长文选，第2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230-231，231．
[16]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A].见：钱伟长文选，第4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241．
[17]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13-114．
[18]曾文彪.实践钱伟长教育思想，高扬自强不息的上大精神[J].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36）
（文见《思想理论教育》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