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金生鈜
曹永国
金生鈜教授是我的老师，写自己的老师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何况金老师平素又最痛恨人家吹捧自己。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我知道自己远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好，所以每次他们说我如何好时，我都感到十分不自在，我倒希望别人真诚的非常严格的批评。”如何写？何以写？这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金老师要求我们为人为事真实、诚恳，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回到教育本身，追问最真实的教育，这是老师所追求的教育信条。回到老师自身，尽力回到老师自身，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一
我是通过金老师的文章决定去认识他的。那时，我写了一封想去他那里学习的书信，很快他就回信并欣然同意了。老师选择学生，学生亦选择老师，教育也有“找寻”之义。王国维先生就曾说，学问就是一种寻找。
2002 年，我去南京师范大学跟金老师学习教育哲学。第一学期，他给我们开了一门课——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其实是和我们一起阅读体会。每次上课时，老师都要我们先讲自己的阅读，然后再进行交流。然而，老师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并不像自己口头所讲的那样喜欢《政治自由主义》，每次大家都是只向他提问题，请他回答，以此来规避自己的懒惰和尴尬。也许是老师太高估自己的学生了，《政治自由主义》最初让我们大伤脑筋，却不知所云，于是，大家干脆寻找最简洁的方式对付老师：有的不是他门下的学生就只去听，不去读，期盼这门令人痛苦的课程早点结束；要么找一些别人写的评论和介绍，要么记下老师的讲解，简化、概括成几句话或几个主张，却遗忘了文本。老师后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他说，要是你不去阅读原著的话，你也就没有必要阅读和抄录他人的评论与介绍，因为你根本就不知孰优孰劣。当时，有几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学生对老师的这种教育引导方式非常不满，向金老师质问道：“学习这个有什么用？它和教育脱离太远了，我们是教育学专业而不是哲学专业。”也许是因为老师对这个质问太熟悉了，也许是因为老师也质问过自己，也许正如王尔德所说的，向一群没有诗歌意识的人讲述诗歌和美好生活无疑是徒劳的、无知的。金老师当时只是笑着说道：“这个问题很尖锐、很现实，我还真不知如何回答你们。”最初，我自己也对这种教学方式非常不适应，曾有过好几次，我隐晦地向金老师表达过退学的想法，他却笑着鼓励我，万事开头难，让我坚持，慢慢就会好了。漫长的第一学期终于结束了，我也忘记了阅读《政治自由主义》的痛苦。后来，金老师约我给他所主编的《教育：思想与对话》写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我重新认真地读了《政治自由主义》，似乎有些明白老师当初的读书安排了。下几届的师弟师妹都向我诉说了像我一样的痛苦和困惑，我也像老师那样安慰和鼓励了他们。
为了增加我们之间的交流，金老师让我和李长伟以及几个师妹组织一个沙龙，一个月召开一次，我在南师大上学时，他几乎每次都参加我们的沙龙。由于他每次都去，所以大家每次都不会缺席。在一次沙龙上，他说：“我要求你们每个人每月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心得，一定要写自己的话，不能应付差事，更不能无病呻吟，我也每个月交给你们一篇，我们把大家的东西编辑成册，再分给大家。”接着又说：“你们不要写得太长，写作形式不要专业化、学术化，要不我负担不起了，呵呵……”后来，他给这个小小刊起了一个名字叫《学与思——教育哲学小小刊》。沙龙和“小小刊”一直到现在都还延续着，它对我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
后来，我要开题了，金老师的意见是四个字：兴趣所至。这下可把我害惨了，我接受的教育使我从小就丧失了自主性，喜欢依赖和被安排，一下子让自己来选择作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看来，老师学问固然很厉害，却不会指导学生。哎，认倒霉吧，靠自己了。我和长伟的论文都是自己选定的，老师只是让我们去汇报自己的进展，并提出自己的疑问。
开题还算顺利，然而，开题以后，老师好像忘记了我们要做论文似的。一下子没有了就论文方面对我们的建议和指导，最多只是向我们推荐几本相关的书籍，每次见面时，总问我们读了什么书，老师与我们谈论的看起来也和我们所做的论文关系甚远。所以，只有私下里多用力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一年，在2004 年国庆前后，我读金老师布置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和《自然权利与历史》时，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开窍了一点，有许多话要写，书中所反映的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对自己的论文很有启发。我当时就写了下来，结果一下子写了七八万字。总算心里踏实了一点，原来所读的东西似乎也有一些能够用上了。然而，我没有将此归功于老师，还是觉得金老师不善指导学生。在2005 年春节前，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初稿，最初很怕交给他，所以一拖再拖，最后我怀着丑小鸭的心态将它发给了金老师，等待他的严苛的审判。春节的时候，我在老家打电话给老师拜年，顺便问起毕业论文之事，他说还可以，让我安心过年，年后会把修改稿发给我。我的毕业论文前前后后修改过不下五次。第一次老师改得非常多，删去了许多废话，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每次都是邀我去他办公室谈我自己的修改意见，提出他对一些问题的疑惑：他要我针对的是所涉及的问题，而不是所要写的论文。金老师似乎喜欢就这个问题和你谈论半天，却不太喜欢就你的论文如何改动和你谈论一个小时。每次回来后，他都会给我这样的建议，读读某某书，然后我们再讨论讨论。我的悟性实在是太迟钝了，直到离开南师大，我才明白老师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指导。
答辩的前几天，金老师给我进行了减压，告诉我一些答辩应注意的事项，并让我好好准备答辩材料。答辩那天下午，金老师穿得非常整齐和庄重，坐在听众席给予我勇气和力量。那天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有些火药味，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据理一辩。委员们进行讨论的休会期间，老师鼓励并肯定了我，但我也明显感觉到，老师有些着急，我看见他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他似乎比我还担心。他说，他担心委员们会宽容不了我的那种非学术化的表达方式。煎熬终于过去了，我顺利通过了答辩。金老师被要求即兴表达一下致谢。所有的人都看出了他的真诚，他甚至有些激动地说到：“我非常感谢答辩会委员们对于我的学生的宽容和理解，这其实是对我自己的宽容与理解。”我知道老师这时表达的是什么，我们确实是行走在边缘上，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否定。老师并不太鼓励学生多写学术论文发表。在这个功利化的时代，坚守这样的态度要付出很多代价。
二
常常听人说金老师很难接近，我的师弟师妹们有时也会对金老师敬而远之。但往往到毕业的时候都不这样说了。甚至其他老师的学生也会说，他们很羡慕金老师的学生。
金老师和学生是表面远、内心近，学生们之间更是和谐、友好。金老师常常说：“庄子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道精神，实为可取。”
每年新生入学，老师都会将大家召集在一起，一则让大家相互认识一下，二则给新生讲一下规矩。所谓教徒初来。然后他会带大家出去打一次牙祭，让新生先感受到一些师门的温暖。老师说自己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很真实。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每次沙龙后大家要撮一顿，轮到谁主持就由谁做东。当然了，每次都去大排档消费。餐桌似乎成了我们沙龙的第二阵地，我们边吃边讨论，并自诩为身心全面发展。金老师说，自己最怕的事就是和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在一起吃饭。所以，参加完沙龙后，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去大排档聚餐。他说，这样吃很舒服。这让我们感到了老师的朴实和可爱。记得我毕业的时候，老师请我们一起吃饭，那次他带着师母康老师一起来了，大家很开心。师母说：“今天我们吃饭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再谈论学术。”大家都纷纷鼓掌表示赞同，说还是师母厉害，最善解人意。老师知道这是针对他的，于是便说我们这么快就叛变了，经不住诱惑。大家纷纷大笑了起来。后来，听师弟师妹说，师母只要有空，就一定参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聚会。她说，和老师的学生们在一起很开心。老师因此曾得意地说：“看看，还是我厉害吧，康老师已经被我们俘获了。”
老师对学生们的要求确实很严格，要求大家读许多原著，所以跟金老师的学生一直到毕业都叫苦不迭。我们都怕老师问询我们读书的情况，所以常常怕去见他。由于老师不善言辞，所谈往往又不离本行，所以学生们对他的印象也就是难以接近了。老师常常显得十分无奈，说自己其实不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他说自己对每一个人都没有意见，他对学生或他人的意见完全是出自学术。后来，我跟老师表达了师弟师妹的痛苦，说老师要宽容一些、让学生自由一些。老师感慨道：“我知道他们比其他学生累得多、辛苦得多，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尽快精神入门，也许我对学生们太严格了，学生们也很不容易。”老师后来说：“为了避免自己学生的痛苦，以后招学生一定要看他有没有对哲学的热爱和兴趣，这是关键。”听最近几届师弟师妹讲，金老师现在和蔼可亲多了。
要看许多原著，自然要买一些书籍了。但对穷学生而言，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康老师在教务处工作，有时就给我们找一些监考之类的活儿干干，每次挣个七八十块，够买几本书了。有时，老师还能帮我们报掉一些书费。我们知道老师疏于申请课题，所以大家知道这是老师所能做的全部了。然而，金老师的学生其他东西没有，书总是很多的，我也不例外。毕业之后，光书的火车托运费就花了我700 多元。老师的书自然比学生的多多了。记得第一次去金老师家里，老师让我和李长伟去他家里吃饭聊天，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康老师对我们说，这些都是老师的宝贝，比儿子和老婆都重要。工作后，我经常回南京看望老师，每次老师都会将我领到书店里去，推荐一些书给我，并帮我结账，我说自己现在工作了，可以负担得起，老师还是坚持帮我付账。回到家里，康老师总说，我在苏州买书不容易，赚钱不多，还要养活一家人，让老师多给我买些书。
老师喜欢散步，所以常常要我陪着他散步。无论他来苏州，还是我们开会遇到一起，老师都会和我在外面散步。我们边走边聊，享受一种悠闲和心灵的宁静。老师说，这是教育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最近乎教育的方式。记得在我毕业前的一个下午，老师和我一起去清凉山公园散步。老师问及我的工作如何，我如实告诉他还没有确定下来，老师说他希望我能够留在他身边，或者留在离他近一点的地方，如此便可以经常保持走动。整整一个下午，老师和我谈论了许多其他话题，询问了我以后的打算，并给了我一些建议。
金老师对我的关怀在我工作后更多了。每次在我迷茫、困惑时，都能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帮助和存在的勇气。和老师之间的通信，让我感到非常惬意，信中包含着关怀、爱、鼓励、希望和共勉。我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金老师的孩子刚考上大学，老师与师母陪儿子来苏州，顺道看望我们全家。老师抱着我的孩子非常开心，让我感到他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了。由于当时家居简陋，无法留住他们，老师和师母便在苏大旁边的一个旅店住下了。老师对我说：“孩子那么可爱，以后要经常陪陪孩子，教育在实践之中。”我点头应诺。接着，老师又对我说：“你尽快把那个房子换掉，如果缺钱，可以从我们这里拿。”我点了一下头，内心充满了温暖。2008 年我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马上告诉了老师。老师和师母都很高兴。后来，每次见面或通话，他总是要提醒我：要多和孩子一起玩，要使家庭和睦，不能整天只盯着书本，生活不光只是看书，其实孩子和家庭就是一本好书。我由衷地答应着。
三
老师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有着浓烈的热情，并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我们的影响绝非限于学术研究，亦非他那些深刻的研究成果，而是他对我们人格和学术作风的影响。老师常常告诫我：学术事小，做人事大；没有良好的人格和道德，绝不会有良好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学问和做人是同一过程。
老师的学术旨趣在于以理性的精神去关涉教育，让教育去关怀个人的美好生活。老师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在他那里，教育的世界理应比现实的教育更加丰富、人性和完整。很多人，甚至包括他的部分学生，都认为老师的教育是生活在云端、生活在空中，老师自嘲道：“现代的教育，现实，太现实了，以致蜗居在地上，迷失了价值；站在空中，至少可以看得远一点。”有人说，老师的教育是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但老师不以为然，他说，在书斋至少清静、快乐，少犯错误。老师告诉我，他的理论和兴趣从来都是关怀现实的，只不过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用理论关怀现实。
老师很喜欢读书，常常因为没有好好读书而闷闷不乐。每次我打电话告诉老师说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时，老师都会说：“我现在落后了，很苦恼没有时间去读书，我必须马上停下许多缠身的事务，尽量让自己有更多的读书的时间。”也许，书是他的快乐岛。
老师对读书和学术研究的态度是真诚的，这常被许多人讥讽为书呆、笨伯。老师对此往往一笑而过，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老师确实不是一个很灵活的人，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为此老师也失去了许多利益和好处，让许多人不理解，师母说他是一个死心眼。我们学生们有时也劝老师能够灵活一些，圆通一些，老师说，他这个人又懒又笨，何必自讨苦吃，不如图个清闲。金老师是一个很有坚持的人。老师说，自己一直受到质疑、不被他人认可，但又何必强求他人认可呢？他告诉我要理解自己的存在命运，要理解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老师是坦诚的。他不喜欢自己的学生恭维自己，所以大家也就不敢说他的好话。但坏话却还是可以说的。有一次，我们举办沙龙，一个师弟说老师的第一本书《理解与教育》“影响”了许多人，有许多“粉丝”，现在还在出版。老师似乎意识到话里有话，马上说：“这本书确实毒害了许多人，对教育理论中的浪漫化倾向有助推作用，它使我们失去了对教育的一种理性审视，令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残酷现实，让我们不能完整地看待教育。我曾告诉过出版社要重新修改这本书，哎，却一直搁浅了。”后来，老师在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他的博文中都直陈了教育浪漫化的危害。
……
关于老师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文中出现的老师只是对生活中的老师之笨拙的模仿。语言永远是有缺陷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最有灵气的东西往往在文字中就跑掉了。生命之树常青，语言是一种切割、简化、甚至是一种不敬。老师是我的畏友，我只是努力去追随他，努力使自己回到他那里。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文见《思想理论教育》2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