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纲多本：教育民主的诉求――中国大陆教科书政策述评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教育部在2001年启动了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教科书政策也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本文叙述中国大陆教科书政策的演进；分析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并展望其面临的潜在课题。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体现了教育民主的诉求，标示着中国大陆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
【关键词】中国大陆；新课程改革；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教育民主
中小学教科书作为学校课程的重要载体和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即便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日，其地位与作用也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实施的新课程改革推出了崭新的教科书政策－－以“一纲多本”替代“一纲一本”。这是重大的政策转型。这种政策转型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将直接关系到新课程实施的成败。因此，为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保驾护航，不能不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要议题。本文旨在描述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轨迹及其时代背景，探讨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并展望其前景。
一、中国大陆教科书政策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小学教科书政策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的进程，而新课程改革则为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一）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的轨迹
独家出版社垄断教科书的历史。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小学教科书施行的是国家统编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鉴于当初基本上没有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央政府于1950年12月组建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先生出任社长和总编辑），从此，开始了从照搬照抄到模仿消化再到本土化的漫长历程。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垄断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制与出版。在20世纪50年代当初，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不仅数理化生学科的教科书是翻译本，即便历史地理也是照搬苏联的。历史学科大部分内容是苏联卫国战争史，地理是苏联的自然地理，西伯利亚冻土带之类，甚至连语文学科也仿照苏联的文学与语言分科的做法，分设文学课和汉语课。外语学科则取消英语，一律改设俄语。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普及与提高，这种政策的局限性愈来愈暴露无遗了。
一纲多本的舆论准备与实践准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出现了诸多探索教科书多样化的种种尝试。实际上，从“一纲一本” 转型为“一纲多本”的潮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涌动了。1986年，教育部就设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学科教材审定委员会”。1987年，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提出：“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教科书多样化的含义是，在国家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其一，适应、满足中国大陆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不同教育需求；其二，开发有特色的教科书。随着教材“审定制”的施行，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开始组织本省市的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一纲多本的政策雏形开始显现。中国大陆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不仅有其付诸实施的必要性，而且也有其实践经验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从“一纲一本”转型为“一纲多本”并不是硬着陆，而是水到渠成，是软着陆。
教科书管理体制改革的举措。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解放思想，“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过程。一方面，国际教育的视野扩大了，开始吸纳西方教育世界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本土的经验和教训也得到了丰富的积累。在这个大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批转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教材教育课程教材体系。进入21世纪，《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指出，“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年6月），明文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教材”【1】。同年同月，教育部颁布第11号部长令――《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分别从教科书编写的资格和条件、立项和核准、初审与实验、教科书审定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一纲多本新的管理体制得以初步形成①。
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使一纲多本政策得以成为现实。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教育部在2001年启动了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几百名专家的努力，在2001年6月颁布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和22个学科课程标准；2003年3月颁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16个学科课程标准。新课程标准的特点：（1）继承中国教育的传统优势，强化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2）减轻学生负担，调减学科课程的课时，增加思想品德体育艺术的课时；（3）增加课程的综合性、开放性，新设综合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基于“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新的课程标准摆脱了苏联教学大纲的模式，并且相应地实施了“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的课程政策和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如今，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引入了竞争机制，任何符合国家条件的机构和个体都可以参加教材的编写，通过国家的立项审查、全套教材内容审查并批准之后，进入实验区实验。全国已有82家独立的出版社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批准编写出版教科书。每个学科少则1-2种，多则7-8种。这意味着，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而得以落实的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终于成为现实，独家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打破了。可以说，中小学教科书的开发形势从没有象今天这么生机勃勃，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和服务也得到了提升。
（二）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体现教育民主的诉求
我们比较了两种教科书政策的利弊得失，发现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政策导致教科书编制权限高度集中，无视地区间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教育对象的差别的做法，违背了教科书编制的特点和基本规律，阻碍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了教科书质量的提高。这种政策在当今世界教育地图中已经难以寻觅，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政策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缘由至少有如下几点：
其一，有助于推进教育民主化。所谓一纲多本政策，指的是由教育部制定、颁发统一的课程标准；然后遵照课程标准，开发经审定的多样化的教材。这里面，既有落实基础教育共同目标的刚性，也有实现共同目标之手段的弹性。这是彰显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的。一纲多本政策是中国大陆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型为“素质教育”所必须的。从大陆“教育人口众多、教育（学力）落差悬殊”的国情看，唯有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才能因应地区差异的悬殊；因应多元学生的特质；因应学科知识的发展。一纲多本（乃至多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即便象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也不例外。归根结底，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是基础教育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教育民主的诉求。
其二，有助于提升教科书质量。建国初期采取的一个断然措施，就是施行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由一家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垄断。为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这种文化垄断在当时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共和国基础教育学校的教材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小学教材透过7次大的改革，不断有所进步。但总体说来，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师范院校不重视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造成专业队伍缺失。独家出版社的垄断不利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从教科书开发的角度说，借助良性竞争有助于促进教科书质量的提升。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就是旨在打破这种独家垄断的局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课程的开发过程，都离不开环环相扣、循环往复的“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等的环节。然而，在这些环节之间总是存在落差的。改革纲要和课程标准之间的的落差，以及课程标准与教材编写之间的落差，都需要借助学术探讨、提高教育专业水平来缩小；教材与教学之间的落差需要借助教师研修来缩小。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有助于促进各个环节之间的互动，有助于促进有个性特色的教材开发，最终形成教科书质量得以节节提升的“和而不同”的中小学教材世界。
其三，有助于教师角色的转型。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把教科书神圣化，教师的任务被沦为忠实地“教教科书”，在教材开发方面没有任何的主动权。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实施以后，任何一种版本的教科书不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依据，更不是作为中考、高考的考本。这就是说，从“一纲一本” 到“一纲多本”的政策转型，要求教师的一系列教育概念――诸如教学概念、教科书概念――的重建。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教教科书，而是用教科书教”。教学的重点不再是教师的“照本宣科”和学生对教科书文本的机械背诵，而是教与学的活生生的经验的生成和创造。事实上，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使得众多教师逐渐认识到，所谓课程实施，决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把现成的教科书知识灌输给学生”。教科书不过是一种普适性的预设，教师不能满足于现成教科书的普适性的预设，而是需要在课堂教学之前，根据本校本班学生的实际重新作出预设。同时，教师的课堂教学既不能满足于单纯的预设，也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生成。预设为了生成，更好的预设为了更好的生成。
其四，有助于推动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中考、高考命题的依据，不是某种版本的教科书内容，而是课程标准（考试大纲）的要求。这就意味着，那种“教师教教科书－学生背教科书－考试考教科书”的应试教育的铁则，终将被彻底埋葬。有的省份如山东省宣布，从2008年初一开始实行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制度”来取代升学考试。学业考试由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考试成绩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确定合格标准，倡导使用等级制表达学业考试成绩。山东提出，取消高中阶段招生考试以后，初中不得另行组织毕业考试。以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依据，采用招生录取、推荐录取、特长录取、划片招生录取等等。可以预期，考试制度的改革终将一步步走向成功。
二、中国大陆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实施历程中遭遇的问题及其破解之策
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实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充塞角力的、除旧布新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一些乱象，特别是配套措施一时脱节，就“因噎废食”。认真地分析遭遇的问题并求得破解之策，是我们每一个课程人责无旁贷的重任。
（一）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实施中的热点问题
教科书与新高考问题。为了排除一纲多本政策对高考制度可能造成的困扰，去年开始教育部组织课程标准核心组专家和考试中心专家一起，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编写《考试大纲》，2008年《考试大纲》业已公布。编写《考试大纲》的目的在于，切实体现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改革精神，反映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整体要求，细化各科课程标准的重点和难点，藉以引导高中各门学科的教学，规范高考命题的改革。这就是说，高考命题的范围及其难易度控制的依据，不是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内容，而是课程标准。高考、中考不进行改革，再好的改革计划也是一纸空文。根据教育部的高考改革部署，近年来高考试卷除了全国卷之外，由各省市自主出题的省市逐年增多，2008年已达18个省市②。新的高考命题的主导思想是凸显课程标准的理念，从内容到结构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变，鼓励“探究文本、质疑创新”能力的考查。其特点是：注重基础知识与能力；扩大试题的选材视野；作文关注社会生活。
教材租型问题。尽管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表明了高质量、多样性、选择性成为国家教材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方向，但我国教材出版发行体系（特别是各省出版集团）仍沿袭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教材出版发行管理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利用地域垄断和行政权力强制教材原创单位租型③，教材租型单位是以教材原创单位的损失为代价来换得高额利润的。例如，某省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提出两点要求：其一，进入本省的教材必须由本省出版总社租型；其二，进入本省的主流教材限三种版本，其他版本不再上目录。其中本省省编教材必须要上目录，其他进入本省的教材一律须经本省行政许可。教材出版界认为，倘若教材原创单位的亏损作为忍痛让利的结果能够换来学生家长的减负，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倒也未尝不可。但实际结果往往是全部变成了教材租型单位的利润。其行为严重影响了课程教材改革的顺利进行与可持续发展，急需废止④。
教科书循环使用问题。从2008年新学期开始，上海、江苏、山东、山西等省开始实施义务教育阶段部分教科书（副科）循环使用并由政府埋单，被视为“减轻学生经济负担、节约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举措”【2】。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改革才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就急于“主流化”、“定型化”，鼓吹“循环使用”，将有损于我国新时代教科书的繁荣进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儿童图书（特别是教科书）世界是远远落后于成人图书世界的：不仅品种少，而且纸质差。节约社会资源的关键领域不在中小学教科书，而应在盗版猖獗、豪华版迭出的成人图书世界。况且，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赋有学生做眉批、记录之类的功能，以及存在卫生问题等诸多难题难以解决，许多家长持反对态度乃是理所当然的。
校本教材开发问题。“三级课程管理”把课程的一部分权力下放供学校和教师，基层学校抓住三基点――校情、生情、师情（学校特色、学生兴趣、教师个性）－－开发校本教材。比如，“开发校本教材，弘扬儒家文化”就是一个亮点。合肥市屯溪路小学开发了“读千古美文，做现代少年”的校本教材系列丛书（2004年）。一时间，形成了“朝读四书五经，晚听古典乐曲”的一道风景线。这是安徽倡导“儿童经典诵读工程”的一个典型。不过，在校本教材开发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单纯追求数量、追求豪华本的倾向，平平庸庸、花花绿绿，导致学校不堪重负。这种现象引发了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人呼吁，以开发多少校本教材来衡量校本课程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主张“校本课程开发不宜提倡校编教材”。事实上，许多中小学在校本课程开发中，采用了自编教材、选编教材、选用优秀教材并举的策略。例如，吉林市第九中学开发的《学会感恩》的校本课程，就是一例。
教科书研究问题。上述热点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推动政策本身的落实，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问题讨论背后潜藏的问题。比如，讨论中往往混淆了“教材”与“教科书”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⑤。这个事实说明，我国缺乏教科书研究的积累，特别是缺乏国际教科书比较的视野。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即便是部属师范大学至今也缺乏这种专业研究队伍。然而，没有稳定精锐的教科书专业研究队伍，没有扎实的教科书研究的积累，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一纲多本”。新课程实施以来从上到下掀起了一场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教育研修的热潮，特别是校本研修有了新的突破，教育部在十几所大学设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推动了大学、研究所有效地介入中小学新课程实施的研究。在这些改革中心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形成若干有全国性影响的教科书研究中心，是我们所期待的。
（二）从政策实施中出现的若干乱象看潜在的挑战
不可否认，在中国大陆实施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之后，出现了如下一些乱象：（1）教科书克隆现象严重；（2）教科书评价制度缺失；（3）教科书市场机制混乱；（4）好些学校的学生学习负担加重。造成这些乱象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前两个乱象－－教科书克隆现象严重和教科书评价制度缺失，显然是源于专业队伍或是专业能力的不足。以往的教学大纲统得过死，教科书的编写没有多大余地。如今即便是倡导一纲多本政策，编写出来的教科书依然是多有雷同、少有特色。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纲多本”，实质上仍然是“一纲一本”。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用新的划一化替代旧的划一化。多年来，大陆的教科书设计理念与设计技术非常落后。编写者往往不去探究各自学科在整个课程架构中的定位和各学科领域的特性，理所当然地去解读课程标准，又迫于时间压力，无暇顾及教科书的设计创新。他们往往只注重事实性知识、注重机械性记忆。他们以旧有的课程观念、学科观念、教材观念来编写或审定新编教材。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大陆的教材开发专业队伍及其专业素养准备不足。
第三个乱象－－教科书市场机制混乱，牵涉教科书编辑出版的“准入制度”的强化，以及教科书市场机制与体制的整顿。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遵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着力打磨学科课程标准、打磨教科书，着力健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制度。例如，如何制定激励制度，鼓励专业教科书出版社的形成；如何以法律规范出版社的宣传、促销行为，等等。制定类似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的法规，有助于保障教科书开发的公平竞争。标榜“新教科书”的教科书未必是新教科书，我们需要警惕市场经济条件下教科书生产的“虚假的繁荣”与“真实的衰败”。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大陆教科书的出版竞争局面才刚刚打开，有人就急不可耐地祭出所谓的“主流教材说”。何谓“主流教材”？某些出版社不是把心思用于如何不断完善教科书的设计，而是力图不经改革实践的检验，不经教材市场的公平竞争，就可以夺取教科书市场的垄断地位，且堂而皇之地命名为“主流教材”。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非是为回归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提供舆论准备而已。可以预料，这种主张一旦得逞，独家出版社垄断教科书出版的局面将会卷土重来。其危害性不仅在于废除了其他出版社与之竞争的武功，而且恐怕连刚刚有了点眉目的平等竞争的教科书出版生态环境也会被糟蹋殆尽。这无异于宣示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的回潮。这是赤裸裸的反改革，是违背教育民主潮流而动的一股逆流，应当群起而攻之。从长远看，或者从某省市看，即便有什么“主流教材”，也应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什么人为速成的东西或是行政命令的结果。
第四个乱象－－好些学校的学生学习负担加重，则是应试教育的惯性使然，这是实施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最大阻力。在“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应试教育的文化背景中，中考或高考制度实际上是一根“指挥棒”。而所谓“考试”，无非就是要求学生背诵教科书，然后，考学生背诵了多少教科书知识而已。显然，这种应试教育不可能培养出新时代需要的合格人才。可以说，不打破“一纲一本”的格局，就难以撼动大陆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的文化。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就是要冲击弊端缠身的中考、高考制度。一纲多本政策对于课程改革不得力的地区或是学校的应考生而言，确实可能加重应试的负担。因为，这些学校的教师或是家长往往担心，局限于一种版本的教科书知识可能不足以应付高考，于是“多多益善”，尽量收罗多种版本的教科书作为蓝本，采用“题海战术”，博闻强记，最终把学校课程矮化为“重育分、轻育人”的单纯的机械性训练的手段。
中考、高考制度本身的改革也是这次课程改革的基本课题之一。事实上，据《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去年为纪念“恢复高考30年”作了一个大型公众调查，99.99%的人认为高考制度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将近80%的人认为现行高考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必须改革。策划中考或高考制度的改革，早在教育部设计新课程改革总体计划之初，就开始了。教育部除了实施“年度全国中考评价”，藉以引领和推动各省市（区）加紧中考制度改革的步伐之外，目前实施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自主权的原则，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公平竞争、公正选拔”。这里隐含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适度放权”，即凡是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省市（区），拥有根据本省市（区）的实际，制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的自主设定权甚至自主命题权，其中一些省市（区）倘若以为尚无条件实施自主命题权，则可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⑥。另外，上海市早在全国新课程改革实施之前，就被赋予了高考方案自主设定权和自主命题权。第二个关键词是“多元评价”。实施3+X的方案：语文、数学、外语，加上综合素质评价，强调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目前中国大陆已有52所高校实施自主招生：把全国统考的分数作为不同的权重，加上单独测试。考试制度改革是长期的复杂的工程。
三、中国大陆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展望
中国大陆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不仅深受国人的拥护，而且得到了国际教育舆论界的积极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主张应当把中国大陆的课程改革经验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分享。尽管如此，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落实，无论对于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还是对于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就政策实施本身而言，总体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十六字：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阻力重重，征途漫漫。我国《义务教育法》经历了整整20年才修改到位；我国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也持续了20多年，但应试教育的顽固势力依然张狂。伴随新课程改革的教科书开发，归根结底是一种精雕细琢的文化重建的过程。因此，在某些学科领域出现某些反复或倒退的现象，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一）一纲多本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中国大陆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贯穿着“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8年来一直在有序地、稳步地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改革已覆盖全大陆。普通高中的新课程实验也已在大陆16个省市（区）展开。参与人数之多、覆盖面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教育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几百名专家的努力，在2001年6月颁布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和22个学科课程标准；2003年3月颁布普通高中课程方和16个学科目标。新课程标准的特点是：（1）继承中国教育的传统优势，强化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2）减轻学生负担，调减学科课程的课时，增加思想品德体育艺术的课时；（3）增加课程的综合性、开放性，新设综合实践活动、科学、技术。落实新的课程标准，无论对于新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还是对于一线的广大教师，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正如一位教育部发言人说：“中国需要好经，更需要念好经的和尚。课程改革的总体方案是好的，需要千千万万的和尚念好经”。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会编的《现代教育学基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同行业和不同立场的人会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关于应当如何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见解。然而，‘教育’究竟是什么，许多人是不甚了了的”【3】。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需要教育科学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倾听来自教育专家的专业的声音。在我看来，“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是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教科书发展的共同趋势。从根本上说，这种趋势是由儿童教育的本性所决定的。我们面对的儿童是多元智慧的存在，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学习权”。保障每一个儿童的“学习权”，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和教育民主的体现。“回归统一版本”之类的旧梦与鼓噪，从根本上说，无异于无视儿童教育的本性，肆意践踏教育民主。
中国大陆这几年来不时也会冒出一些排斥“一纲多本”、眷恋计划经济时代“一纲一本”的“大一统”的杂音。主张回归“一纲一本”的理由无非是“管理失控”、“良莠不分”之类。不过，这种杂音至今并未构成主流的舆论，也终究不可能成为舆论的主流。正如最近教育部周济部长在一次报告中用“波澜壮阔，波澜不惊”来描述大陆新课程改革的形势那样，大陆将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义无反顾推进“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本身不容诋毁。然而，一个好的政策出台之后还得精心组织、精心经营，否则就会引出上述种种的乱象，导致种种的负面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大陆要进一步推进“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除了加快考试制度的改革之外，一个燃眉之急，就是完善教科书管理制度，诸如在教科书的编制、教科书的审定、教科书的发行、教科书的评价、教科书的选用等方面，作出必要的规范。近年来，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落实《义务教育法》，采取了诸多新的政策举措。例如，从2005年开始，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实施“两免一补”（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政策。免费义务教育也已从西部地区开始，今年扩展至全大陆。这些政策举措为我们完善教科书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空间。
现代国家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制度，其基本目的就在于创建社会的共同价值，培养“合格公民”。毫无疑问，中小学教科书是体现国家意志及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载体。我国教育界一直存在着时强时弱的统编高中政治学科教科书、中学历史教科书之类的呼声，无非就是基于此种理由。然而，统编教科书的主张终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谨防独家垄断教科书编辑出版的局面死灰复燃。
（二）一纲多本的成效依赖于课程标准的精致化和教材研究的进步
目前正在展开课程标准的修订作业。所谓“修订”是在承认、坚持、服从改革大方向前提下的调整、补充和完善，不是推倒重来，更不是转向或倒退，不是无谓的折腾。所以，一方面需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打乱原有的格局。另一方面需要有开放的姿态，吸收好的思路和见解，包括借鉴外国优秀教材。例如，新的科学课程打破了分科主义和“原理+训练”的教科书编制方式，强调探究活动。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其课程标准如何借助科学课程的总体目标（科学素养）来充分地体现科学课程的本质特征和固有价值，是值得推敲的。日本初中理科课程总体目标规定为：提高对自然的关心，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观察与实验等，培养科学调研能力和态度的同时，加深对自然事物与现象的理解，养成科学的看法与想法。它突出强调了这样一种理念：理科是以“自然”或“自然的事物与现象”为认知对象和出发点，以“观察和实验”为基本认知手段，以“养成对自然的科学看法和想法”为最终目的的学科。这一理念充分考虑与体现了科学课程的本质特征和固有价值。我国科学课程目标是从科学探究，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四个维度加以规定的。也就是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培养科学探究能力；理解基本科学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培养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日科学课程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在目标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我国科学课程目标不仅远远超出日本理科课程目标，甚至有些方面还超出了科学课程本身的价值。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可持续发展观念”等学校教育总目标也被强行纳入科学课程目标其中，另外，在形式上，我国科学课程目标采取的是条目罗列的表述方式，措辞冗长繁琐，且只规定达成目标而不明确达成目标的基本手段或途径。因此，重新思考和改善科学课程目标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突出科学课程的本质属性和固有价值，逐步完善科学课程标准，这是直接关系到科学教科书编制质量的课题之一。
（三）一纲多本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养
中国大陆的课堂正在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教师往往沦为教书匠和教科书的奴隶，根本谈不上对教材的优化或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从上到下开始关注“教材研究”和“教师研修”，着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近年来，教育部倡导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专业标准”研究、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研究、国际教科书研究特别是数理学科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以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关注的中小学校长研修、教研员研修、骨干教师研修的规划等等，表明我国教育界一个聚焦儿童研究、教材研究、教师研究的气氛正在形成；我们所期望的大学研究所、教研室和中小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正在确立。不过，在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研修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是需要矫正的。一是排斥理论的倾向，强调所谓“来点实在的”，给我“具体的方法”就心满意足了，这种教师终究摆脱不了“教书匠”的状态；二是鄙视实践的倾向，以为所谓“教育研究”就是强调“理论思维”，就是引经据典的“哲学思考”，导致了远离本土实践、远离学生实际的结果。一线中小学教师终究是教材开发的主体。每一个教师的理论视野及其实践智慧乃是影响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透过上文的叙述和探讨，我们可以引出两点结论：其一，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追求“和而不同”的教科书生态，体现了教育民主的诉求，标示着中国大陆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其二，中国大陆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犹如刚刚破土的幼苗，有赖阳光雨雾的恩惠，更需教育同仁的耕耘。精心呵护它的成长吧，而国际教科书比较研究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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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教育部出台两种教科书管理制度。其一，教科书立项核准制度――审核教科书主编和编写人员资质；审核教科书编写方案，确保教科书编写和课程改革的目标一致，防止教科书编写的低水平重复。其二，教科书国家审定制度――审定委员会是中小学教材审查的最高权威机构，负责对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审查；地方课程教材由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教材审定程序是：审定办受理送审教科书→审查专家审读教科书→教育部组织审查会议→确认教科书审查结果→报主管部长批准→下发审查结果的通知。
② 事实上，2008年除全国卷（2套）之外，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天津、陕西、湖南、福建、重庆、安徽、辽宁、江西、海南、宁夏、广东共计18套，均由各省市自主命题。
③ 所谓“教材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定稿、定型的中小学教材制作成胶片(封面、正文)交给租型单位(一般为地方省市出版集团、总社)，由租型单位转手将印制教材的胶片转给印刷厂印制。印制完成后，租型单位通知印刷厂将成品教材送往各省新华书店仓库；新华书店按教材总价格的72%(彩色)向租型单位付款后，租型单位再按教材总价格的3%或4%向教材原创单位支付租型费及按教材总价格的42%左右向印刷厂支付有关教材印装材料费用。按照租型模式，租型单位将获得教材总价格的27%净折扣利润。“教材租型”是特定历史时期计划经济的产物。
④ 参见陈香《教材出版：刀锋上的舞蹈？》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26日第13版。
⑤ 一般认为，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集中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可以视为一种“核心教材”，其开发主体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的范畴。而大量的教材开发则是属于每一个教师的专业行为，它也是衡量教师专业水准的一个尺度。
⑥ 各省市进入高中新课程的安排是：广东、山东、海南、宁夏（以上2004年进入）；江苏（2005年进入）；福建、浙江、安徽、天津、辽宁（以上2006年进入）；黑龙江、吉林、北京、陕西、湖南（以上2007年进入）。2008年，原则上全国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全部进入。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年6月）。见钟启泉等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
[2] 钟启泉等.基础教育教材管理制度比较研究[J].洪宗礼等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9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453－455.
[3]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中文修订版）[M].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
（文见《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4期，发表时有所修改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