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基于职业获求的视角
陈卓/浙江警察学院
摘要：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求是教育系统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社会再生产机制发挥其作用的一个重要过程。当今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过程中，超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文化资本，在超社会资本面前，教育处于失灵状态。只有在超社会资本缺席的情况下，文化资本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这时候教育才从“失灵”转变成为“显灵”，教育对社会分层的积极影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从总体上看，这涉及到阶层间资本的种类、数量和结构的差异以及个体的投资策略。
关键词：教育； 社会分层； 超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
据统计，在2009年的高考中，除了广东、江苏、重庆等省份的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稍有增长之外，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10％。造成各地高考人数普降有许多深层的原因，一是报名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出生在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1985年-1990年）之后，绝对人数少了；二是不少地方正在推进课改，这使得一些非应届考生担心课改后高考变化较大，放弃复读，考生相应地比往年有所减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的就业神话破灭，高中毕业生通过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的想法受到动摇，部分学生就转变观念，甚至不参加高考。[1]在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下，对于绝大多数应届高三学生来说，“十年寒窗”就是为了“一举成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临阵弃考？放弃了高考，他们又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数量如此集中的弃考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大学生求职难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许多人而言，上大学不仅仅意味着一定阶段上的成功和某种意义上的光荣，而且还意味着一副难以承受的重担和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上大学的高投入、低回报已经促使当今中国产生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这一点在“读不起”、“赌不起”，同时也“输不起”的社会下层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职业获求的视角看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研究者的使命。
一、职业获求与社会分层
教育场域是不同阶层学生依据自身所占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进行角逐的场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求是一系列角逐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把目光聚焦于整个教育系统上，就会发现，从学生进入教育这一系统，直到从它里面走出而步入社会，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影响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它们是合二而一的，或者说是不分彼此的。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一直可以追溯到儿童早期的家庭教育，并顺延到学校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上述三个环节，并注意到了家庭教育的“奠基”性作用；但是，相比较而言，对于毕业求职这个教育“出口”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无论是理论探讨（这主要来自于该环节在教育场域从内向外的“过渡”地位）还是实证研究（这主要受制于调查样本获取方面的困难），都逊色于学校教育另两个环节的研究。
实际上，职业与社会分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接受。对中国社会结构及社会分层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以社会身份作为利益集团的标准；有的主张权力或权势作为多元标准的一元；有的主张以社会地位为基点，建立反映地位特征的权力、声望、身份、收入及教育五项指标；还有的则以社会资源及其获得机会作为分层标准，并提出以四级指标确定的指标体系，即职业分类，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出身、政治面貌、财产、权力、生活方式、生产社区、社会声望、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2]目前人们最常用的分层指标是“职业”，因为职业能够集中反映决定社会分层的几大要素，如财富（收入）、权力（地位）、社会声望（文化、教育程度）等。布劳（P．Blau）-邓肯（D．Duncan）的“地位获得理论”就是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的。[3]但是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同样是工人，国有垄断企业的工人与私营小企业的工人，两者的状况就可能天差地别。同样是农民，有西南、西北贫困地区极端贫穷的农民，也有江浙地区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农民，还有一些颇具知名度的“农民企业家”。同样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开名车、住别墅的“大腕”级的记者、主持人，也有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穷得揭不开锅的乡间教师，两者的差别同样如天地悬隔。即使是大学教授，有的富得流油，有的则穷得捉襟见肘，[4]这种情况人们今天也见惯不怪。所以说，“所谓的‘职业阶层’具有‘非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特征。”[5]这并非中国独有，布尔迪厄（P．Bourdieu）曾对不同职业类别（阶层）人员每年参观法国博物馆人数之比例进行比较，发现异类职业人员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一旦导入参观者的受教育程度这一标准后，则在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档次内，职业类别只能提供极少的附加信息。[6]
但是，不管怎么说，诚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权力不再通过个人，甚至也不再通过某些特殊的机构来体现，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权力的使用是以看不见的匿名的方式，通过“机制”完成的，比如说，确保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的机制；也可以说，权力的使用是通过行动者和机构网的那些表面看来混乱不堪，实际上却具有一定结构的行动和反应完成的，而且行动者和机构都置身于周期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的合法交换的循环之中，他们彼此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7]在这样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中，教育成为了不同阶层间资本角逐的重要阵地，文化资本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职业越来越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指示器。可以说，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研究中，职业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重要关口，这道关口也就是高等教育出口。是否能顺利通过这道关口，意味着是否能实现人生的一个重要转变。简单地说，教育是一种渠道，社会分层是社会自身的逻辑，文化资本是一种工具，职业是一种载体，受教育者是一种“角色”。受教育者这个角色要求赋予当事人这样的使命：通过教育这个渠道，使用文化资本这个工具，最终落实到职业这个载体上，从而实践社会分层的这一社会自身的逻辑。当然，身处其中的当事人对这一切往往是无从知晓的。他所知道的，是实现个人的成功，或者说“成为健全的人”——前者是普罗大众的说法，后者是“高贵者”和“文化人”的说法，但是如果从社会分层这个角度看，两者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区别，虽然有不少励志专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成功与健全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受教育者个人而言，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或迟或早要到不同职业的岗位去工作，只有寻找到工作岗位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价值，也才能确立自身的社会阶层归属。实际上，社会并不是赌场，而更像是战场。赌场是一种完全竞争的、没有惯性、没有积累、没有对已有财富和特征继承的世界，赌场上每个赌徒面对着同样的输赢概率，机会是平等的。而社会不同于赌场，社会活动也不同于赌博，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的，这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排他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均等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社会这个战场上，并不是每个士兵都有同等机会成为将军的，尽管他们都有做将军梦的权利。
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毕业生职业获求方面的调查很多，但绝大多数都着眼于不同学校、专业以及性别之间的差异，对于阶层的差异关注较少，更缺少大规模的实证研究，阶层差异被学校、专业和性别差异所掩盖。实际上，社会分层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通过这种影响使得大学生中的一部分——社会阶层较低的青年人实现了向更高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但也表现出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性，即相当多的中上层的子女集成了他们父辈的社会地位，他们“各就各位”，来到了那个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地方。可以说，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有很大比例能获得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职业，但是每个毕业生在寻找工作时仍然受到他原来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就业成功率有很大差异。同种类型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处于上层的家庭背景者，容易谋得较高的职位，而处于低层的家庭者，所得到的职位也较低；甚至处于上层的家庭背景但属于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同样可以得到较高的职位。这一结论不但在理论上能够成立，而且得到了有关实证研究的支持。当然，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封闭性，实现阶层之间的流动，但彻底摆脱社会阶层的制约也是不现实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是教育学者的调查，都取得了共识。[8]立足于这些调查结果，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教育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二、超社会资本与“教育失灵”
如今高校就业制度改革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计划分配的淡出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增大，使得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力和机会，能力因素在大学生的就业流动中也逐渐凸现。通过双向选择，部分“高素质”的大学生通过个人的“先天聪慧”和“后天努力”，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为数更多的没有“好”的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则在就业市场中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与计划体制下的教育分配制度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文化资本的确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学业行动所产生的学业收益取决于家庭前期投入的文化资本，而学业称号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则取决于同样也是继承所得的社会资本，在这里，社会资本是能够派上用场的。”[9]欧美学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网络资本对于个人的职业地位的获得都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但在今天的中国，对大学生求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非西方社会通常所说的“社会（网络）资本”，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社会资本”。所谓“超社会资本”，是指建立在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全面占有的基础之上的，超越法律和制度许可范围的，能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作为一种特殊资本，超社会资本的“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级”，指它本身所蕴含的能量无比强大，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二是“超越”，指它能产生的效果无远弗届，远远超出社会允许的范围。超社会资本的运作与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密不可分。[10]在转轨过程中，政务信息的不公开与有效的监督机制的缺乏，导致奉行“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的“潜规则”“元规则”盛行，超社会资本大行其道，携带了浓厚的权力色彩，学习好的不如背景好的，“能力”、“素质”之类的东西显得不值一钱，这样就严重阻碍了不同阶层通过教育的最后一道口子实现的合理流动，导致了教育的“失灵”。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报告中说：“在现职地位获得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都较父亲不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在职业流动中易于提拔为‘干部’。从总模型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11]这里所说的“权力资本”，实际上是社会资本与超社会资本的混合。王振卯通过调查发现[12]，虽然个人受教育水平对于取得政府公务员、企业领导这样的职业地位有显著的作用，但是父亲的职业地位依然在近20多年内南京居民的代际社会流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且父亲的教育水平高低并不足以拉开个人的教育水平的差距，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父亲的工作单位性质。先赋性社会因素影响了社会流动中的机会平等，这种流动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超社会资本，超社会资本究竟在学生就业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这在统计意义上也许是个难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人所共知的常识。
当今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受家庭因素影响极大，所以有人感慨“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可以说，每年一度的高校毕业生求职潮，正出现不容忽视的“潜规则”。就业在一些大学生身上正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超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甚至经济资本的作用相比之下要小得多。当那些来社会下层甚至中层的大学生在经历一次次的求职失利的时候，一些同伴在父辈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许多令人羡慕的职位。实际上，这些“特殊人物”的特殊也是“有道理”的，正因为他们有超社会资本，可以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成为了特殊人物。这些与众不同的人，掌握的就是超社会资本。超社会资本的关键在“超”，它有着超强的能量，能达到超越一切边界的效果，在社会中的任何场域，无论是社会资本占主导地位，还是经济资本占主导地位，抑或文化资本占主导地位，它都能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在社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场域中，超社会资本的功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关系”的，成竹在胸，胜券在握，甚至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本人可以不出场，工作就能轻松搞定。没“关系”的，战战兢兢，惴惴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应付考试，生怕错过了任何一点能够把握住的机会，生怕由于自己一点点的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岂知文化场域中比拼的却是社会资本，这样的角逐，胜负早已分晓，成败早就确定，在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较量中，哪怕你的学业资本再雄厚，你表现得再卓尔不群、出类拔萃，只要在社会资本上你是弱者，就只能任命。关于这一点，不少公开披露的材料中有着生动的体现 [13]，相比之下，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更能说明问题。
不同场域对于不同类型资本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很多人认为进入私营、外资企业不需要太多的关系，能否获得职位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因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这类性质的企业比较重视专业技能，并且招聘程序相对简单，先是人事部门和用人部门对求职者进行第一关的筛选，再由总经理把最后一关，整个程序既规范又科学，不像行政或事业单位要层层审批。然而，这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超社会资本的介入，结果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超社会资本不仅仅存在于社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在看重经济资本的领域，它的作用的丝毫不减。2005年国庆节过后，小陈到成都某著名电器公司应聘，与十多个人竞争1个文秘职位。考官要求现场制作一个文件，别人花了30分钟，小陈只花了10分钟，其他项目的考试也排名第一。考官对她十分满意，明确地对小陈说：“我们就选你了……”当时她简直欣喜若狂。但仅仅过了几天，那位考官就无奈地告诉小陈，公司一位经理的亲戚看中了这个职位，所以无法接纳她。小陈感觉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仅仅因为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她的希望转眼就变成了绝望，这太不公平了！[14]
陈玉是河南某师范类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他们那一届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人到县城当一名高中老师，想进入本市的重点高中就很难。陈玉不想和其他人一样回到自己的小县城，就托了在省某厅工作的舅舅给她跑跑工作，很快，陈玉签到郑州一所重点高中，当一名英语老师。[15]虽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但也抵不住“有关系好办事”来得实在，这也是人们如此重视“人脉”的原因。可见，不仅仅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场域，在突出文化资本的领域，超社会资本也能发挥神奇功效。
当然，超社会资本是少数人的特权，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社会位置，才可能拥有这一“杀手锏”。超社会资本本身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综合体，是多种类型的资本密切结合后的产物。所以，在超社会资本上总是能或多或少地附着一定的文化资本作为外衣，这层外衣，可能是“不错的学习成绩”，也可能是“广泛的兴趣爱好”，或者“大方的举止”，要么就是“有格调”、“有品味”，甚至“时髦”、“时尚”。不管怎样，这些东西总是能多多少少地起到掩饰作用，让人们忽视最根本的东西，从而产生“这个位置给他也是有道理的”这样的错觉——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能收到一样的效果。
三、文化资本与“教育显灵”
当今中国社会在决定毕业生就业方面，超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文化资本。也就是说，毕业生在就业找工作时，面对超社会资本，他的任何努力都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只有在超社会资本不存在的情况下，教育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这时候教育才从“失灵”变成了“显灵”。实际上，教育在阶层流动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一般都不会否认。受教育程度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人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较为复杂的动和较为体面的工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可能从“劳力者”上升成为“劳心者”。当然，教育在职业获得方面的“显灵”，也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就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学历就是次要因素了。[16]
关于职业获得方面“教育显灵”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丰富。早在1927 年索罗金（P.A.Sorokin）就用自己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17]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职业成为西方社会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对职业和收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1967年，布劳和邓肯对美国社会的职业结构与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育程度。[18]柯林斯（R.Collins）认为：“在现代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19]实际上，作为以工业化、现代化、科技化为背景的社会分层的重要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认为教育和职业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居于中心地位。[20]同样，日本学者麻生诚对日本高等教育与职业关系的调查表明，英才地位社会上层与高学历之间的关系密切。日本英才阶层中高等教育学历者的比率在1911-1921、1928-1941、1955-1964三个时间段中分别占20％-50％、40％-50％、80％。[21]
在中国，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教育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在逐步加强，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作用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逆向的转变，例如社会上曾经出现过“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时至今日，“职业”已经取代“身份”成为社会地位的指示器。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彰显，越来越显现出与西方社会经验模式的极其相似之处。刘精明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1996年的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的分析 [2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深圳实施的抽样调查 [23]、马和民对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的关系的研究[24]、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教育程度的局部调查[25]、严善平对天津居民的调查 [26]、清华大学对1982到1986年毕业的4615名学生的调查[27]、刘慧珍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苏联和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统计分析[28]，……这些实证研究（无论是总体调查还是局部研究，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比较）均反映出教育与职业方面遵循着正相关的规律，说明了教育通过职业获得对于个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影响。
教育系统能通过就业这个环节对社会分层产生积极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一作用是以机械的决定论的方式产生的，那就错了。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需要结合当事人以前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位置进行考察，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由于资本的种类、数量和结构上的差异而采取的综合策略。“我们其实就是行动的最不可捉摸的本原，这个本原既不存在于结构中，也不存在于意识中，而是存在于客观结构和混合结构（即惯习）之间最接近的关系中。”[29]如果抛开资本与关系的差异，简单地采取贴标签的方式，那么很多问题就可能无法说明，例如所谓穷人的“不思进取”与富人的“开拓创新”之间的机械对比。实际上，人们的奢侈生活的确足以阻碍进步，因为它断绝了对现状不满而要求改进的机会；然而衣食不周，物质生活过于艰苦，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作用的有效程度并不亚于前一情况。“赤贫阶级，以及所有那些把全部精力消耗在日常生活斗争中的人们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余力去想到明天以后的日子；恰恰跟这些人相同，时运太好，日子过得非常得意的人们也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对今天的情况感到不足的机会很少。”[30]在教育系统中，不同空间内的斗争结构及斗争走向受到来自不同社会位置的行动者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制约，这里不仅涉及到资本的数量，而且也与不同资本之间的结构密切相关。如何面对不同位置所呈现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如何把握在这些网络中的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的资本走向，如何调动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资本，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到行动者对待自己所占有的社会地位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又是与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层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习性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每当需要进行这方面的阐述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不仅考虑社会人群中的某一种位置，以及相关的利益，而且还应顾及到与这个位置有关的联系，幸福的或是不幸的联系。”[31]
具体而言，一般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是择业时形成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约束下，大学生以职业价值最大化为择业目标。大学生择业时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多，选择更具风险性职业的可能性增加。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毕业生对待职业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外企和高新技术企业收入相对较高，风险较大，富裕群体在择业时更倾向于“外企”、“高新技术企业”，比其他群体高出3个百分点。而其他群体对收入一般、风险较小的职业选择概率较大，如党政机关、学校和科研部门等。[32]从对未来教育成就期望和对职业发展的期望看，贫困家庭青少年对自己未来代表学业成就的学历期望比普通家庭青少年要低。而在职业发展方面，贫困家庭青少年多数选择职业声望较高，收入稳定的公务员和教师类工薪阶层，而较大比例的普通家庭青少年选择职业声望和收入都较高的管理人员。”[33]可以看到，在教育场域的资本争夺战中，资本的种类、数量和结构与再生产工具体系之间关系的任何变化，以及获取利润的机会这一体系的相应变化，都可能引起投资策略体系的调整：资本的持有者们只有以资本类别的转换为代价，就是说，将他们持有的资本类别转换为在再生产工具认可的状态中更有利、更合法的资本类别，这样，他们才能够维持自己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避免资产贬值的必然性在客观上迫使人们接受资本的转换，这些转换在主观上能够当作趣味或志向的改变来体验，就是说，当作根本性的归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统一，而任何简单的“定性”研究都难以揭示问题的实质。
注：
[1] 王怡波．大学生就业难使高考降温 多数省份高考人数减少[N]．中国青年报，2009-05-29．
[7][9][29][31][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92-693、477、65-66、321．
[2]陈成文，张丽芬．社会分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340-344．
[3]李路路，孙志样．透视社会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4]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见杨雅莲．北大教授公布工资单叫穷：凭4786元工资活不下去[N]．华夏时报，2006-09-21．
[5]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40．
[6]厉以贤．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427-429．
[8]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2（6）：115；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61-62；谢怡．当前大学生就业分层现象探析——对某高校2001 届毕业生的实证研究[J]．学术论坛，2004（1）：176．
[10]在社会分层方面，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性。根据孙立平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不落空”现象，通过这种“不落空”现象所形成的，是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不单单是一种类别，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可以将这样的一批人称之为总体性精英集团。而总体性精英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精英所发挥影响的领域，也并不是某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有着全面性的影响。（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92．）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伴随着一种特殊资本的运作，这就是“超社会资本”。
[1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03．
[12]王振卯．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中先赋性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的实证调查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7（1）：32．
[13][15]谷桂林，陈玺．大学生就业：有多少人靠关系？——河南大学生就业途径调查与分析[J]．决策探索，2008（6）：77、78．
[14]黄豁，侯大伟．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J]．瞭望，2006（5）：42-43．
[16] 杨继绳．中国各阶层的分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311
[17]Gamoran．A．Educ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Individual Careers[A]．Kerckhoff，A．C．Generat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Toward a New Research A genda[C]，Westview Press，1996：59．
[18][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M]．黄育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04．
[19]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2．
[20]Erikoson，R & Goldthorpe，J．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5．
[21]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67-268．
[22]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21-25．
[2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77-281
[24]马和民．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7（4）：64．
[25]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125-183．
[26]严善平．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0（3）：104．
[27]清华大学志编辑委员会．清华大学志（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27．
[28]刘慧珍．教育社会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19-120．
[30][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蔡受百．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60．
[32]冯华．五种因素影响毕业生择业——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调查[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5）：41．
[33]于明远．贫困家庭青少年状况调查分析[J]．理论学刊，2007（1）：54．
（文见《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19期，正式发表时有所修改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