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与保障——上海建桥学院建校十周年之际访黄清云院长

发布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日期:2011-1-13 15:57:00 人气:

民办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与保障
——上海建桥学院建校十周年之际访黄清云院长
本刊编辑部

1999年6月,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特别提到了一段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内容,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后,数以百计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也就是在这股洪流中,这一年10月,上海第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兴办的民办高等学校——上海建桥学院在浦东康桥举行了奠基仪式。

十年间,学校三年打基础(规模初步形成)、五年上台阶(成为本科院校)、十年争飞跃(深化内涵建设),现已发展成拥有万人在校生规模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期间,学校创造了多个第一,如第一家以“上海”冠名的民办高校;第一批列入上海市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第一个得到教育部、财政部资金支持,共建数控实训基地;第一批在上海市民办高校系统中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第一批列入国家高等教育依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单位;第一批被上海市政府确定为六家“技师学院”之一……

2010年7月中旬,全国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上海教育系统召开学习落实全教会精神的座谈会,邀请了唯一一位民办高校的代表参加,他就是上海建桥学院的黄清云院长。

黄清云院长,出身于教育世家,大学就读于师范学院,先后在公办学校工作了39年,退休时恰逢上海建桥学院创建之初,于是受聘出任上海建桥学院的创校校长,从此带领上海建桥学院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快车道上奔驰……
十年间,黄院长因为在民办教育领域的辛勤耕耘和实践,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如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职业教育杰出院(校)长,同年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2007年被授予为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他还先后两次应邀向上海市领导专题汇报民办教育发展的观点和思路,并有多份研究报告获得市领导重要批示,引起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7月底的一天,我们再次走进了上海建桥学院校园,听黄清云院长谈他对民办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感触和建议。

师资队伍建设:民办学校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一位资深的大学校长,黄清云对影响高校发展的关键问题看得很深透。他认为,民办高校跟所有公立高校一样,硬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和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师资队伍。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因为起步较晚、白手起家,自身的师资队伍建设普遍比较困难,所以刚开始筹建时一定要发挥后发的相对优势,充分利用、整合学校外部既有的教育资源和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刚刚从公办高校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教授等。之所以看重这样一个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的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可以输入一种人脉,常常是学校引进一个系主任或者一个专业主任,他就会带进一批他原来的同事,组建成为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师资队伍。而不同的人脉,可为本校带来各种不同学校的经验、不同学校的文化,使得本校能够取长补短、兼容并包,使得“五湖四海+共同事业”成为民办高校的一大优势。这是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条捷径。

建桥学院创建伊始,就大规模地吸纳和借用了上海市相关高校的优秀师资资源,如邀请同济大学的教学管理专家前来担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聘请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重点院校的著名教授或院系领导担任信息系、外语系等学科带头人,然后再由他们分头物色符合学校发展特点的师资力量。这中间,就不单是从公办学校退休的教师了,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兼职教师。这方面的工作,为建桥学院后续的成功办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然,针对上述情况,也曾经有过很多的争论,即:公办学校的教师或退休之后加盟民办院校,或在工作之余去民办学校兼职,是纯粹的打工赚钱还是为了事业的发展?黄清云院长说,从建桥学院的情况看,大部分加盟和兼职的教师都不是冲着经济收入来的,主要还是有着一份深厚的教育情结。一方面,因为民办教育是新生事物,不少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教师对其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觉得这是一块可以实现自己与人理念、发挥自身余热的厚土;另一方面,建桥学院的整体氛围比较融洽,学校投资方尤其是董事长给予了办学者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从不在学校安插亲信、推荐熟人,而且还不断追加投入,确保学校日常运转经费充足(到目前为止,投入累计已近7亿元,每年学费80%用于日常运行,20%的预留学费也基本用于偿还贷款利息,迄今为止尚未从学校提取合理回报)。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构成了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只是通过吸纳公办学校退休教师或兼职教师来构建自己的师资队伍,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故而建桥学院也很注意通过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组建学校自己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包括建立起了一支以中青年党员、硕士为主干且专业性较强的专职辅导员队伍。黄院长说,要把学生培养和造就成既具有专门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又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良好道德品行的高素质人才,一支任课教师队伍、一支辅导员队伍,如同鸟之两翼,少了哪一翼都不行,偏颇哪一翼都会出问题。“上面几条线,下面一根针”,辅导员队伍对于高校的重要性,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换句话说,辅导员所起到的就是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建桥学院40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已经占到专任教师总量的50%左右。

黄院长很自豪地说,现在学校教职工总人数已达到523名,其中专任教师369名,专任教师中的高级职称人数占39%,研究生学历比例为48%,均已较大幅度超过本科院校的设置及评估标准;另外,学校还聘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约400名,也较好地满足了学院教育教学要求。更为关键的是,把民办教育作为事业来做,已成为建桥学院教职人员的共同心愿,正在慢慢形成为学校的文化。黄院长深有感慨地说,把民办学校当做一项事业来做,一个人这样想,是一种个人美德;所有人都这样想,就成了学校的财富。建桥学院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拥有这样一种财富。到建桥参观或考察的同仁往往都会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建桥学院“风气好,人心齐”。

但同时,黄院长也不无忧虑地说,民办高校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还是师资队伍问题。受办学经费所限,同时“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使得其人员的社保被纳入企业管理范畴,导致民办学校教师的退休待遇与公办教师相比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公平,造成了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困难重重,“人难进,人难留”,已经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他呼吁有关方面应该重视解决这个问题。黄院长认为,这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教育公平问题,无论是民校还是公校,其教师都在教书育人,从事的同是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公益性事业,因而其相应的待遇也应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在这个问题上,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在民办高校推行年金制,要求校方为教职工缴交补充养老保险,以改善退休待遇,并在业务培训和青年教师开展科研方面给予同样的机会。但这毕竟还不是标本兼治之道。对于民办高校来说,由于教师身份的不同所导致的政策差别效应,并不能在短期内消除(即使缴交了年金,民校教师仍然感觉到与公校教师不公平,从而缺少集体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

为此,黄院长建议,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很好完成之前,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可以借鉴湖南、黑龙江和浙江宁波、杭州等地的做法和经验,在地方政府层面将民办学校列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让其教职员工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缴交养老保险金,应该是有助于民办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一种务实而有效的办法。如果该项政策尚难在大范围铺开,则不妨通过一些变通办法,逐步解决这一问题。譬如,允许并鼓励公办学校将退未退的教师保留事业编制(或停薪留职),到民校任教或任职;另外也可以通过挂靠公办学校的形式,分期分批给部分民办学校骨干教师解决一定的事业编制,支持民办院校的队伍建设。如近期上海市有关部门通过某公办大学间接给予一民办高校80个事业编制,就是对民办高校很好的支持。

适合学生的管理模式:确保教育效果的重要前提

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当前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上海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教授曾经指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时,学生学习积极性比较高,比较好管理。但随着毛入学率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始下降,学生管理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尤其是毛入学率超过30%乃至达到50%左右时,学生群体中学习动力不足者的比例会大幅提高,学生管理的难度也会迅速增加,尤其是生源质量一般的民办院校,基本上有30-50%的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对此,有过整整十年民办高等教育办学经历的黄清云是认可的。他说,现在社会上的确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不应该读大学的人就不应该让他去读大学,因为有些人事实上根本就不要学习。但他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觉得对已经录取进校的学生,无论其原来的学习基础如何,学校都有责任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并应创造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让他们多学些知识,多培养些技能,以为其日后的就业和发展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这既是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也是所有类型高校都负有的社会责任。

黄院长介绍说,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情况日益复杂,施教对象已远远不同于精英时代的施教对象,尤其是民办高校所录取的学生,大多都是得益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有机会上大学的。即使是民办高校本科专业录取的学生,其高考成绩基本上也是在全体考生中排名在50%左右的学生(其成绩往往在同批次本科生中处于兜底位置),而民办专科学生的高考成绩则更是排名在60-70%以后的考生。民办高校所录取的学生学习基础差,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既不想学习也不会学习。他们或者没有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或者没掌握学习方法,或者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自理能力也都比较差。对这些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是需要动脑筋的,必须探索和发掘适合他们特点的培养模式和工作方式,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和管理,才能取得实际成效。黄院长认为,对于民办高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所应秉承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

十年来,建桥学院在学生教育和管理上,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结合学生特点,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持之以恒采取了一系列个性化的措施。如针对录取新生语数外文化基础差别较大的事实,在其入学前后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补课,拾遗补缺,帮助他们打好专业学习的基础。包括在集体教学中,尊重系主任和任课教师的意见,由他们自主决定对不同文化基础程度的学生或按成绩分班教学,或者混合编班。而作为学校层面对学生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举措,就是在学生中强势推行集中早自修、晚自修制度,对学生实施严格管理,以帮助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集体生活的习惯。为此,学校还配套推行全日制辅导员教育管理制度,即在辅导员中推行工作日住校制度,规定从周日晚学生到校到周五下午学生离校这段时间,辅导员必须与学生同学习、同生活。

最初,这种具有“养成教育”和“充实教育”特点的做法,也招惹了不少非议。有学生认为这是用管中学生的方式在管大学生,心里很不服气;也有同行评价说这是一种“盯”、“关”、“跟”的式的传统管理方式,未必适合现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而在黄院长看来,在大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上,也许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方法可供选择,但并不是说哪一种方法最先进、最时髦,就一定是最好的。他认为,适切学生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实践证明,建桥的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建校之初招收的实行学历文凭教育考试的1300多名首届新生,在2001年1月第一次参加全市统考中的合格率达到74.9%,高出当年上海市平均合格率14.1个百分点,名列全市第一;同年7月的统考合格率达到80.4%,高出上海市平均合格率17.6个百分点,名列全市第三。2002年6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济视察建桥学院,对学院在学生工作方面实施严格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建桥学院对大学生仍坚持严格管理,这样做是对的,我很赞成。今后不论对高职学生,还是本科生、研究生,都要严格要求,要积极引导。”

十年如一日,十年磨一剑。建桥学院坚持对学生因材施教,进行严格管理,实质上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从根本上体现了“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也逐渐使其成为建桥学院的一大办学特色。许多毕业生感言,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竞争中胜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母校的严格管理,使得他们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风气。

合理准确的定位:民办高校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明确的定位对学校发展至关重要。这里所谓的定位主要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定位于什么位置。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面向一线的应用型人才,是上海建桥学院坚持至今的办学定位。无论是以前实施专科教育,还是后来实施本科教育,这一办学定位都没有动摇过。

曾几何时,社会上隐隐约约流传着一种颇有争议的说法,即认为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最高级阶段,因此高职高专院校被限制申办本科层次的教育。其实这中间混淆了两个概念,即教育的类型和层次。职业教育是区别于学术性教育的一种类型,专科是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用黄院长的话说,虽然专科大部分应属于高职类型,但高职不等于专科。尤其是随着技术经济社会发展,高职类型同样可以有本科层次乃至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这种情况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比较普遍的。

黄院长深有感触地说,学校在实施专科层次教育的时候,对职业型定位的提法是几乎没有歧义的,但随着学院升本,对要不要继续坚持走“职业类本科”发展道路,校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为此,学校开展了全校性的办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大讨论,明确了学校“转型期”需要实现的三重转型,即由专科教育向本科教育的转型,由外延向内涵的转型,由功能向素质的转型。尤其是随着2005年11月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上海落实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推进举措的逐步实施,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建桥学院应坚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线应用型专门人才逐渐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共识。

这些年来,一方面,学院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业,从上海市和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有选择地开设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汽车运用工程等工科专业,和旅游、工商管理、艺术设计、外语等非工科专业,基本上都属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紧缺专业。另一方面,学院特别注重突出学生的动手能力,突出职业技能训练和职业道德教育,在学生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上投入大批资金,选调了高水平的双师型教职人员。截止目前,上海建桥学院已建有实验实训室64个,其中仅机电一体化专业就有国家示范性实训基地1个、专业实验实训室8个,国家示范性数控基地还得到国家财政部450万元的专项资助。与此同时,学院还坚持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寻求与行业、企业紧密对接的多方合作理念,积极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合作办学,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针对性地培养极具企业特征的应用型人才,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和双赢目标。学校从建校起,每个专业都建立了由企业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从确定业务培养目标、制订培养计划、创造实践环境、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全过程参与人才培养工作,并且在这些企业建立了个稳定的实践基地,为学校培养适应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据统计,学院先后与130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来自企业、行业一线的100多位专家、高管参加了学校专业建设工作,并走上讲台为学生开课、办讲座,为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拓宽了路子。

因为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坚守与努力,建桥学院成为上海首批挂牌的“技师学院”,试点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毕业生因为“管用”而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其产生的“雪球效应”使不少用人单位成为“回头客”。学校自创办以来已向社会输送8届约16500名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97%以上。

最近,学院又在“十二五”发展规划(草案)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创建国内一流、有特色的、能提供优质本科教育资源的多科性民办大学,实施多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具体而言,学院将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于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理论素养、实践素养、创新素养和国际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以应用型本科教育为主体,坚持学科专业结构适应上海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社会理念,最大限度地追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坚持“特色兴校”,树立在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层次及面向上形成具有应用型办学风格的特色办学理念,努力在学科交融发展、产学研结合和人才订单培养等方面,凝练特色,塑造优势,与公立本科院校实现差异互补,与其他同类院校形成错位竞争。

完善的治理结构:民办学校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

民办高校要依法办学、规范运作、科学管理、持续发展,一定要特别重视学校自身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民办高校因为投资主体的关系,决定了其在制度设计上既要遵循高等学校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民办高校的体制特点,更要有利于这种体制的优势的最大发挥。民办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其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决策者、管理者和教职工等。为保障学校正常的决策、管理和运营,必须在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套机制或组织结构,一方面使各利益相关者都能明确自己的责、权、利,另一方面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起到相互配合与制衡的作用。这套机制或组织结构,即所谓的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建立现代民办学校制度的前提条件。

黄院长认为,建立健全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明确责权关系,二是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三是建立监督约束机制。

这些年来,建桥学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上海教育界有口皆碑,上海市教委曾以《简报》形式介绍建桥学院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经验,将其努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做法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董事会等组织架构;二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全面负责制;三是建立并完善民主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教代会、工会的作用,保障广大教职工合法权益。上海市民办高校党工委也把建桥学院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桥现象”之一进行总结。

目前,建桥学院董事会有举办方代表、学院党政领导、学院中高层管理代表、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比例比较均衡,既体现各方面的代表性,也从制度上杜绝“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而保证决策的民主性。

建桥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民主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学校章程对董事会和校长的职责作了明确划分。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包括聘任校长、副校长,修改学院章程,审定学校规章制度,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批准年度工作计划,审核学校预算、决算等九个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董事会除了直接组织和参与学校重大决策活动外,主要做好四项工作,即加强校长班子建设,筹集办学经费,搞好基本建设和提供后勤保障。在学校内部治理方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全权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校长在学校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组织、用人和资金使用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当然,正如黄院长在他2009年出版的著作《教育多样化——我的亲历与求索》中所说的,通过这些年的探索与实践,他发现了一个深藏其中并产生影响的“玄机”——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最终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作为治理主体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民办高校的投资者和办学者的理念、追求和个人素质起着关键性作用。虽然说,要法制,不要人治,但好的制度还得看由谁来执行,素质低下者往往会使好的制度走样变形。而建桥学院的投资者和办学者的理念、追求和个人素质保证了建桥学院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

后记:

上海建桥学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上海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是上海民办高校发展的一个具有相对典型意义的代表者。从它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投资者、办学者的艰辛付出,看到了他们取得的成绩,也察觉到了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制度困境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这样一个典型案例的剖析,呼唤有关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政策的完善。

访谈中,我们的这个设想也得到了黄院长的积极回应,他说:目前,从民办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来说,除了上述方面已经提到的需要政府支持、明确相关政策之外,最需要明确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民办教育的阶段性特征要求要有多种实现方式,二是政府对民办教育要有发展规划。其中,之所以需要多种实现方式,是因为客观上民办高校存在着7-8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针对当前要求民办院校资产过户以及明确是否要求合理回报并据此采取不同政策等的规定提出的。黄院长提醒我们,之前很多投资办学的企业家,的确有着比较浓厚的教育情结,有回报社会的因素在,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把教育作为投资的方向。因此,在此现实背景下,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这种阶段型特征之下,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思考民办教育管理的相关政策切入点,可能会打击很多投资者的积极性;允许多种实现方式并存,可以较好地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将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对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规划的问题,也是针对我国民办教育后续发展提出的。目前,虽然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尚缺乏清晰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相关的建设举措,民办教育仍处于一种粗放型的、自生自灭的发展环境中,因此需要政府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统筹规划民办教育的发展,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确立目标、提供支持和保障。

采访中,我们也从一份资料里看到,2001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建桥学院,问董事长周星增“学校为什么起名‘建桥’”,周董解释说:“因为我们要建三座‘桥’。第一座桥为学生而建,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建桥受到良好的教育,到达成功的彼岸;第二座桥为教师而建,要让每一位师者都能在建桥找到理想的位置,发挥最大的才干;第三座桥为社会而建,要让社会用人单位都能在建桥觅得合适的人才,满足发展的需要。此外,‘建桥’与‘剑桥’谐音,这也表明了我们要把‘建桥’办成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在学院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草案)中,我们也看到,学院在现有基础上提出将“以申硕为目标,发挥科学研究的强力支撑作用”,“以发展为主旨,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等新的发展目标,我们期待着建桥学院在新的十年里成就新的辉煌,并在未来的征程中朝着“东方剑桥”的理想阔步前行……

最后,也祝愿中国民办教育的外部制度环境和相关政策逐步趋于完善,中国民办教育的整体发展步上新的台阶……

(文见《教育发展研究》2010年15-16期,正式发表时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