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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教育家办学的土壤，政府责任义不容辞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今天的学校和梅贻琦校长的理念正好相反：楼越盖越高，钱越投越多，大师几乎绝迹。于是，有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温总理自2003年以来连续多次提出了“教育家办学”的重大命题，表明了总理对我国教育复兴的深度思考和热切期望。

回望2009年，一批大师级人物陆续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无论是季羡林还是钱学森，与这些大师的辉煌成就直接相连的，是上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的辉煌。那时伴随新式教育的出现和发展，很多知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都纷纷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有的受聘担任著名大学校长，也有的亲自创办学校，譬如，蔡元培执掌北大校务，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张柏苓创办南开学校，另外诸如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黄炎培等都举办有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学校。共同营造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境界。

在今天这样变革的时代，如何回应总理的期待？怎样营造适宜教育家诞生和成长的土壤，并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从而续写上世纪初我国教育的辉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其中，政府的责任首当其冲，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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